各位同志：
    民进十一届九次中常会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就要闭幕了。
几天来，与会同志以中共中央五号文件为指导，对会中央《关于加强参政议政能力建设的意见》征求意见稿进行了热烈认真的讨论，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和见解。对这一文件进行讨论的过程，就是展现各地组织重视参政议政能力的提高和参政议政工作取得成绩和进步的过程，就是就参政议政工作进行交流和研讨的过程。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就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加强专门委员会的建设进行交流和讨论。这方面的情况我下面将做重点小结。    李培林同志的报告，帮助我们对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实施中的种种困难和问题有了更系统的认识。会上，还就60年会庆的准备工作征求了部分同志的意见；审议通过了会中央机关的人事任命事项。    到现在为止，会议的既定议程已经进行完毕，会议预定的任务已经完成。 在会议结束的时候，我想讲几点意见。
    第一，专门委员会工作
   1．常委会上，各省级组织专委会交流了经验，各位常委、地方组织负责人和专门委员会主任介绍了本地区专门委员会建设的情况。各省级组织根据本地区的情况，工作各有特色，各有千秋。通过介绍和交流，增进了每位与会者对全国各地情况的了解，为中央和各地相互对照、吸收他人长处以补自己之短提供了机会。通过交流和讨论，实际上又一次强化了加强参政议政能力建设的意识，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一建设必须与时俱进，常抓不懈，应该把这一工作分解为若干专题，一一进行探索和研究。

    2．会议研讨了我会在专门委员会工作方面的不足和困难。不足之处主要有：机关干部的素质跟不上形势，有时服务不到位；常规工作机制和应急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有的地方领导还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领导集体、专门委员会和机关有关部门之间的关系还有待改进；等等。困难之处主要有：各地的骨干会员和干部在本单位也都是骨干，本职工作都很繁忙，专门委员会活动增加了他们的负担，有时参加活动很困难；机关编制少，难以有足够的人手做好服务工作；经费不足；更重要的是，参政议政越来越难，我们的知识越来越不够用了。 

    3．大家在以下几个方面基本上形成了共识：
今后参政议政之难，主要是因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问题中的科技含量越来越多，综合性和社会性越来越强，事物变化得太快，未知领域越来越多。这是传统上以界别分工的民主党派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而对于以文化、教育、出版界为主的民进来说，主客观的这一矛盾可能更为突出。古人说：“学然后知不足。”我们普遍感到参政议政难，正是多年来我们坚持参政为民，不敢轻率为之而获得的真实感受。同时，这也是我们感到要加强专门委员会工作的重要原因。

    八个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客观上存在着力争上游的形势。没有永远的冠军。虽然会中央和各地方的参政议政常常受到党委和政府的肯定，如果我们不加强专门委员会和其他事关参政议政的工作，就可能形成龟兔赛跑的情况，落在后面。   加强专委会的工作是提高参政议政能力和水平的必经之途。我们越是重视发挥专门委员会的作用，就越是感到它的重要。    加强专门委员会还是组织建设中一个不可少的手段，是培养新骨干和干部的平台，是加强和会外联系，借用会外力量的载体。    我们还认识到，专门委员会的水平实际上反映了一个民主党派及其组织的整体水平。领导集体的综合能力和勤奋程度、机关建设水平的高低都是决定专门委员会工作水平好坏的重要方面。

    以上的小结未必全面准确，仅供大家参考。希望这次会议之后，各省级组织首先消化会议的成果，然后进行传达，根据各自的情况，提出改进和加强专门委员会的措施，并且认真付诸实施。请各省级组织在四中全会前，把改进和加强专门委员会工作的情况报告会中央。

    第二，有关加强参政议政能力的几点想法
    关于加强参政议政能力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这次会议上已经形成较为普遍的共识，我不再重复。在这里，我谈四点想法。

    1．要提高参政议政能力，就必须深入认识提出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这是因为，今后的参政议政工作，必须紧紧围绕着科学发展观；实际上也就是要本着科学发展观进行参政议政。我认为，对科学发展观要注意从以下几点去把握：

    首先，认识清楚什么是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固然可以有种种定义，但是我同意李培林同志的说法，重要的不是用定义把科学发展观的内涵界定得清清楚楚，而是具体实施。但是考察一下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还是需要的。我认为其本质就是发展要符合社会的和自然的发展演变规律。人类社会从一出现就产生了种种矛盾；社会要发展，矛盾自然千变万化，层出不穷；社会如果快速发展，矛盾必然激化和凸显；要想社会稳定发展、可持续发展，就必然要求社会和谐。中共中央之所以相继提出稳定压倒一切、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根本原因就在此。这是任何一个中国人都视为当然、无须论证的问题。但是，在世界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主张并不一致。比如，按照基于基督教和希腊传统的西方文化，就会一味鼓励进取、竞争、个性、自由——个人的意志、个人的享乐、个人的追求是压倒一切的准则；由此又进而形成要向全世界推销其价值观、伦理观的“世界责任感”。在那些看似很有道理、很诱人的理论中，没有了民族特性，没有了文化的多元，没有了和谐。其结果将如何呢？我们不妨想一想，为什么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从当时经济最发达的西欧爆发的？都是在科技以空前的速度发展的时期爆发的？从1945年至今，虽然没有发生世界大战，但局部战争不断，为什么其中大部分又是由世界上经济、科学技术最发达的美国挑起和造成的？至于造成世界不稳定、不和谐的国家，上个世纪初和世纪中叶的德国，现在的美国，其国内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高压和变性高压维持的，并不是真正的和谐稳定。对世界性问题，人们固然可以从政治的角度进行分析，但是，政治不过是文化的集中表现，丢开了文化的视角，就难以把问题说透。和谐与冲突，归根结底都与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那么，世界应该怎样构成，国家应该怎样发展？应该和谐而不僵化，进取而有节制，竞争而有道德，自由而有约束，尊个性而重共性。这就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特点的完美结合，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优点而形成的中国特有的发展道路，简言之，就是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就是要构建和谐社会。    在对自然发展演变规律的认识方面，中国和西方也有很大不同。西方遵信上帝创造世界和人类之说，从17世纪起，现代科学发生了，人成了世界的主人，于是神学说上帝创世是为了给人类使用。这一思想的哲学基础是二元论：上帝与人、人与自然是对立的，人或者成为自然（上帝）的奴隶，或者成为自然的主人（上帝为人服务）。上帝既然是为了人类而创世，人是自然的主人，人类就应该尽力使用自然，为自己创造美好而又美好的生活；于是无节制地掠夺自然，无节制地创造财富，就是对上帝的信仰和回答（“救赎”）。与此不同的是中华民族的哲学理念。中国人认为，人、社会与自然有着共同的规律（“道”），不能违反；人应顺时而为，也就是循“道”而行，因而人与自然是相应的，一致的；物质是有限的，精神是无限的，人应该不断追求精神的完美，节制对物质的欲望，“去甚，去奢，去泰”，“ 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人与人、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相处，以“至诚”去“成己”、“成物”，“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协和万邦”。显然，依西方的理念，人类应该无休止地掠夺自然，为我所用，以满足无节制的欲望，其结果必然是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现在这种观念在世界上最流行、市场最大，包括我们也生活在这一理念的氛围之中。当今我国出现的环境问题、资源问题、社会差距问题，寻其根，无不与未经分析反思而全盘接受了这种理念有关。不从文化——特别是文化的底层伦理、道德、世界观、审美观等方面去思索，单是着眼于政策层面，就只能是治标而未治本。所以我认为要遵循科学发展观，就要首先深刻领会其内涵和本质；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对比中国与西方理念的同与异。

    究竟应该怎样解决当前世界所面临的紧迫问题？至今全世界都还在探索，在很多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上是有分歧的。比如，构建和谐社会既然不是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再如，我们所说的可持续发展，首先是中国自身的发展，其实直接的后果也是对人类负责，希望人类也是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在外交上提出的南南合作、发达国家支持发展中国家等，既体现了“和谐”又是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发达国家通过经济全球化进行着灾难的转移，其自身实现了可持续发展，却束缚了别的国家的发展，但到头来其自身也将陷入灾难；经济全球化打的旗号是为发展中国家设计的，但是发达国家总是想方设法阻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中国刚发展他们就限制，让你依附他们。这些分歧更多地属于政治分歧，而不是单纯的学术分野。提高了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对世界上很多事情、对我国的许多方针政策就可以有更深的理解。而要认识规律，就要加强对中华文化的学习，加强对现代科学知识的学习，合起来就是改善知识结构。

    其次，要认识国情。只有深入认识国情，才能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现在我们面临的形势是，再不科学发展就持续不了了，就要出大乱子。例如现在群众上访的内容已经不仅仅是有关个人或家庭的问题、司法不公问题，环境污染、社会差距拉大、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问题也成了上访的重要内容。这些问题不抓紧解决，积累起来岂不要成为社会焦点，要出乱子？同时，只有深入认识国情，也才能真正认识到科学发展观在我国建设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只能逐步体现，不能不急，又不能过急，“一口吃不成个胖子”，要视国力和人的素质能不能承受；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要逐步推进，所有的问题要分轻重缓急，能做的一定立即去做，暂时做不到的，不空许愿，不开空头支票，定出规划，按部就班地去一步步实施。

    再次，要认识中共中央形成和提出科学发展观的过程。科学发展观是逐步形成的。回顾一下历史吧。从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经济建设”，到开始讲“经济增长”，再到后来提出“建设和发展”、提出“可持续发展”，直到现在提出科学发展观，每一种提法都标志着认识前进了一步。与此相对照，包括改革-发展-稳定等等提法的发展过程也是如此。    我特别要说的是，只有重新回顾认识提高的过程，才能对“先发展、后治理”的问题有新的认识。不能一味地先发展后治理。固然，先发展后治理是规律，不发展拿什么去治理？例如小煤矿等“五小”（后来发展为“十五小”）的兴起是积累资本的阶段，当时的想法是先赚钱再说。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直到九十年代，都是先发展后治理，“五小”也好，“十五小”也好，在当时也属于必然——认识和实力两方面提高都有其必经阶段。应该承认，那时是不自觉的，连“先发展后治理”的想法也没有；但当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实践敲开了人们的认识之门、智慧之门，最后由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我们就已经变得自觉了，由这时起，如果再以先发展后治理为借口，就是不允许的了。时至今日，既要把科学发展观作为执政、参政的原则，又不必回过头算老帐。   

 复次，认识实施科学发展观的世界大环境。我们既要抓住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快速发展的历史机遇，也要认识到全球化和高科技都是“两面刃”，关键是趋利避害。这个问题过去我已经讲过多次，这里不再重复。

    以上四点综合起来，就是提高认识。接下来怎么做？要做到四个结合：
    1．会中央和地方组织结合
    2．专家和群众（广大会员）的结合
    3．各级机关和专委会的结合
    4．会内会外的结合。会外，既包括民进之友，也包括政府各部门以及民间组织。会外专家，是借用他的力量和智慧；政府对口单位，是借用他的信息和思路；民间组织，是借用他的平台。三者不同。

    第三，参政议政要围绕社会关注的热点和工作中的难点，就要做到敏锐捕捉，深入调查，认真研究敏锐捕捉。国事如山，不能自己看到了什么、别的都没有看，于是就扭住一点。需要全局观念，在分析全局后，在热点问题中挑选问题。群众反映的不能都做。这样，所建之言、所献之策，必然是受国家和人民欢迎的，因而是鲜活的。
     深入调查。举个例子，前不久，我先后率领全国人大常委会《水污染防治法》、《生产安全法》执法检查组，分赴内蒙古和河南、安徽进行了执法检查。在水法检查中，我先后去了呼和浩特、包头和巴彦淖尔市，沿内蒙古境内黄河往西一直到河套地区。在航后旗，当地村民因饮用高砷、高氟地下水而发生了中毒。六十年代喝大口井水，虽然味道比较涩，但是没有出现发病。等到八十年代，政府为了改善水质，开始打20米以上的深井，水变甜了，但是随之而来的便出现了砷中毒、氟中毒的现象。后来，机井的深度到了50米，高氟水又没有了。但是过了几年之后，三分之一的水井又开始出现了高砷、高氟。什么原因呢？河套地区的地下水是分层构造状态，下面的水抽用之后上层的咸水又开始下渗。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明，我们在参政议政的时候，不能像当年打机井时那样，只看到现象，还要对“地底下”未显露的情况有所了解，这样对将来可能出现的问题才能有所预测，我们的建议才可能是比较完善的，可行的。又如，煤矿的生产安全问题，在未下去前，我认为主要是由于煤价看好，煤矿为追求利润而不顾生产安全。下去以后才知道，事情并不这样简单。要钱不要命的现象主要发生在私营小矿，占我国产量70%的国有大中型矿另有苦衷。我国煤矿大多是多瓦斯矿，许多矿当年是按浅层低瓦斯时设计的，挖了几十年，操作面已经向下深了几百米，已经成为突发瓦斯或高瓦斯矿，可是设备依然是当年的，不仅跟不上形势而且大多老化。要治理，全国大概需要700—800亿元，现在国家规定每吨煤可以抽取15元安全设备费，要比较彻底解决问题也需要七八年，在这期间事故仍然是难免的。现象背后有现象，原因背后有原因，所以调查要深入再深入。     认真研究。去年，会中央和相关省级组织就“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进行调研，向中共中央呈送了4份建议书。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我作为唯一被邀请的党派领导人参加了开幕式。在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地区发展的意见中，民进中央所提建议的绝大部分内容得以体现。可以说我们这项参政议政是成功的。为什么会取得这样的效果？一是会中央反复研究了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形势、我国民族工作的形势和世界范围内民族问题的情况，认为加强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是当前贯彻实施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中极为重要的一项战略任务。二是在定题和调研过程中会中央不断地与国家民委一起研究分析所了解到的情况和问题。三是在全会作了广泛深入的调研之后会中央又对调研材料和所提出的建议认真研究，对建议书反复修改。可见，“认真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民进要全面加强参政议政能力，就必须在逐项研讨、依次推进，以纲带目、全面协调上下功夫，   逐项研讨、依次推进。今年研究专委会工作，就是在全面研究了我会参政议政工作的软肋和弱点之后，逐项研讨的第一项，今后会中央还要依次和全会一起研究加强参政议政能力的问题。不管在哪一级组织，都要对参政议政工作排排队，一年解决一至两个突出的、根本性的、急迫的问题。比如，对科学发展观的研讨，明年是否能在坚持做好常规工作的同时，从理论层面上集中研究科学发展观？研究在实际中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难点、弱点？又如，信息工作本身就是参政议政工作的重要部分，民进曾经连续几年信息工作领先，但是现在落后了，为此会中央调整了信息工作部门，对这项工作要不要专门研究一次？再如，实职人员、特邀人员是我会参政议政的重要力量，但目前作用发挥得不够，要不要进行专门研究？还有，在去年组织建设年工作中，有的支部就提出了举行“一个支部一条建议”活动的倡议，要不要全会专门交流一下开展此项活动的情况和经验？总之，我的意思是，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要有重点，要有节奏，要抓住要害。

以纲带目、全面协调。在加强参政议政能力建设时，参政议政是个纲。我们不是关在办公室中提高能力，而是在参政议政的全过程中提高能力。“目”是什么？除了参政议政工作之外的其他工作都是目，要围绕参政议政工作全面开展，要全面协调。例如，加强参政议政工作要与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组织发展工作、宣传工作结合起来，要和政府对口联系结合起来等等。

     同志们，今年是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60周年，到年底举行的中央全会时，如果我们的参政议政能力建设取得了一些明显的提高，就是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可以告慰前辈了。让我们集中常委会的智慧，在各级中共党委的领导下，民进参政议政能力一定会一年比一年高。

    最后，我代表所有与会的同志，代表会中央，对为我们这次会议提供了方便，给予我们热心照顾的中共辽宁省和大连市委、人大、政府表示衷心的感谢；对为会议付出辛劳的民进辽宁省、大连市委会表示衷心的感谢。
    现在，我宣布，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十一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闭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