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叶圣陶先生身边四十年
 
史晓风

    叶先生鼓励我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1950年初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1951年初向中国共产党人民教育出版社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53年初党支部负责同志讲党课。特邀叶先生光临指导。那位负责同志说，我们发展党员既积极又郑重，支委会讨论以前还要广泛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如果我们讨论史晓风同志的入党问题，一定会征求叶先生的意见。会后叶先生问我“写过入党申请书吗”？我说，“两年前就写了，我一直是党的重点培养对象”。叶先生说，“那就努力争取吧”！
    1956年9月底，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新党章。国庆节我去东四八条看望叶先生。叶先生问我：“你的入党问题解决了没有？”我说：“没有。条件还不够，还在争取。”叶先生问：“你是不是受了我的消极影响？”我说“我从叶先生这儿受到的教育和影响，是积极向上的，是一辈子受用不尽的。您言传身教，概括起来是‘认真’二字。认真读书，认真作文，认真处事，认真做人。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做一个‘俯仰两无愧’的人，做一个新中国的合格公民，做一个人民政府的合格干部，为入党打下坚实的基础。否则，即使入了党，也是列宁鄙弃的那种‘白给也不要的党员’。我宁可晚一点入党，也决不做那种玷污党的声誉的党员。”叶先生说，“你的想法没有错。但‘取法乎上，仅得乎中’。现在有了新党章了，有了行为的准则和规范，往后你就得以新党章来严格要求自己，入党的事情就会‘水到渠成’。再说，党章对党员的几条要求，也不是说条条都百分之百地做到，才能入党，入党以后还可以继续努力嘛。我想党支部也会这样对待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的”。我说：“我记住叶先生的话，我一定会用新党章严格要求自己，请您多帮助。”
    1957年春节，叶先生为了躲避拜年，让我陪着到香山隐居了几天。那真是彻底休息，除了散步，就是各读各的书，再就是聊天。聊天大多是在吃晚饭的时候，小餐厅很清静，几乎没有别的客人，我们相对而坐，低斟浅酌，“倾谈把盏徐”（1976年叶先生七律赠晓风的一句）。那情景使我想起丰子恺先生的一幅画和题画诗：“草草杯盘供语笑，昏昏灯火话平生。”（王安石句）当然，主要是叶先生讲，大半谈往事，语言朴素，简洁，准确，我聚精会神地听，偶尔提个问题，如同缫丝过程中，从断了丝的蚕茧里，迅速找出那根断头丝来接上。当叶先生谈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叶先生接替郑振铎先生编《小说月报》，话题告一段落的时候，我从郑振铎先生联想起“文学研究会”，就问叶先生：“听说‘文学研究会’还在叶先生上海的寓所挂过牌子？”这就引出叶先生的一番话来，这番话叙述了叶先生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
    叶先生说：“是有这么一回事儿。‘文学研究会’的会所最早在上海宝山路顺泰里一号，门上钉着一块蓝底白字的搪瓷牌子。房子宽敞，振铎让我把家搬进去住。后来，我家从那里搬到仁馀里廿八号，振铎让我把‘文学研究会’的牌子带走，我亲手把它钉在新居大门上。从此，‘仁馀里廿八号’几乎成了‘文学研究会’的代号，印在《诗》和《文学周报》的版权页上。不久，沈雁冰看中了这个很僻静，来往信件又很多的地方，托我转信，凡是‘钟英先生收’的信件，我都用大信封装起来，雁冰派专人来定期取走。那时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还没有多少经验，国民党的特务组织还比较松散，还没有受过多少专业训练，所以这边用‘钟英’的谐音代替‘中央’，那边也居然没看出来。我家成了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的秘密联络点。他们还常借我家楼下的小房间里开秘密会议，我和叶师母（胡墨林女士），还有‘大官’（至善兄），都回避到楼上去。”
    我问：“叶先生当年来往的共产党人有哪几位？”
    叶先生说：“除了沈雁冰，有杨贤江、侯绍裘、瞿秋白、沈泽民、恽代英。杨贤江是我在商务印书馆的同事，他编《学生杂志》，我编国文课本，我们的教育思想比较接近，我们做人做事都很认真，我们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同志。他介绍我到上海大学教书。在那里认识了瞿秋白，常在振铎家里碰见，他很有才华，谈锋很健，往往语出惊人，有精辟见解。杨贤江还介绍我到松江景贤女子中学上海分校任教。在那里同侯绍裘相识，他跟恽代英相似，都有突出的公而忘私的精神。可惜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中惨遭杀害。你还记得《倪焕之》里有个叫王乐山的革命者吗？他身上有侯绍裘的影子。还有，你见过1921年我和雁冰、振铎四个人在半淞园的那张照片，振铎右边站着的那位就是雁冰的弟弟沈泽民，是个刚毅英挺的青年。”
    我说：“听说当年叶师母跟几位夫人也常来往。”
    叶先生说：“叶师母先后结识了杨贤江夫人姚韵漪，沈雁冰夫人孔德沚，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她们都参加了上海市各界妇女联合会。‘五·卅’运动中，叶师母和孔德沚、杨之华一起，搞过上海纱厂的女工运动。”
    我问：“叶先生那时候为什么没有入党呢？”
    叶先生说：“杨贤江介绍我入党，有一天他突然通知我晚上参加入党的仪式，我说是不是缓一缓，容我再好好想一想，究竟自己够不够党员的条件。事情就这么拖了下来。”
    我问：“您后悔吗？”
    叶先生说：“我不后悔。我的确还不够条件。与其宣了誓做不到，不如努力去做，做到了再去说。好在从那以后，杨贤江他们并没有疏远我，我也一如既往，实心实意地做好他们要我做的工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许多共产党人都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雁冰、贤江的劝导下，我和叶师母都成了国民党左派队伍中的一员，与共产党人并肩战斗。‘四·一二’以后，我们对国民党反动派恨之入骨，把国民党党证撕得粉碎，从此同国民党一刀两断。”
    香山夜谈以后，我才知道叶先生为什么特别关心姚韵漪大姐，她当时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编文学课本。她退休回南以后，叶先生还常常惦记她，写信给她的女儿打听近况，还把复信的主要内容写在日记里，例如1976年8月23日日记记载：“接姚韵漪之女徐   复信，言其母近居其家，地震之夕先避居地下室，继则迁至他处篷帐中。原所居屋须待修理，乃令其子陪外祖母至上海，初不甚佳健，近得来信谓好转云。”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一天，我从办公楼下来，迎面碰到一位身材颀长、面貌清瘦的年龄较大的女同志，问我：“叶先生办公室在哪里？”我问：“您是哪一位？”她笑笑说：“我跟叶先生很熟。”我问：“您是不是杨之华杨大姐？”她愣了一下说：“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根据您的形象、气质和口音。”一边说着一边把她引进了办公室。叶先生一下就站了起来，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叶先生给我介绍说，“这位就是杨之华杨大姐”。杨大姐忙说，“我们已经认识了。好机灵的小鬼”！我赶紧上完茶，退了出来。等我再进来的时候，杨大姐已经起身告辞，刚走到门口站住了，问“府上的地址、电话”。叶先生刚要回到办公桌边去写，我就很快写好了。双手递到杨大姐手里，杨大姐夸我说：“多漂亮的字呀！跟叶先生的一样，能乱真呐！”我说，“差远了。勉强算‘形似’，离‘神似’还远着呢”。我送她下楼的时候，她还不断地问长问短，道别的时候，握手叮咛：“‘五·四’时期的老人不多了，你要照顾好叶先生，还要好好向他学习。”回办公室，听叶先生说，她在收集整理妇女运动的史料，要叶先生帮助回忆。谁也没有料到，几年以后，在那场人妖易位、是非颠倒的浩劫中，瞿秋白烈士被打成“大叛徒”，杨之华大姐被揪斗，满街是“讨瞿战报”，有一天我看那上面有瞿秋白烈士的《狱中诗词》，有一首《狱中忆内（集唐人句）》：“夜思千重恋旧游，他生未卜此生休。行人莫问当年事，海燕飞时独倚楼。”（1992年我出差去上海，见到一位姓瞿的女副区长，是瞿秋白烈士的侄孙女，听她说起她的姑妈叫“独倚（伊）”，大概是从这儿来的）。有一天，我去看望叶先生，说起满街“讨瞿”和《狱中诗词》，我背诵了《忆内》，叶先生听了长长地叹了口气，重复了一句：“他生未卜此生休！”眼里闪着泪光，靠在躺椅上默默地沉思，半晌没说话。我试着转换了几个话题，他都没接茬儿，我只得告辞，他只是欠了欠身，握了一下我的手，不像往常那样送出门来，依然是默默地沉思。我料想他的思绪已经回到那个遥远的年代和如火如荼的岁月。也许他正在听秋白侃侃而谈，“领受新知异闻”；也许他正在为《中学生》编发“从朋友手里辗转递来”的秋白的文稿；也许他正在听之华转述秋白的遗嘱：“把我的一些材料交给叶圣陶作小说”；也许他正在跟之华商量精编细校秋白文集的事；也许他正在帮之华回忆整理中国妇女运动史料；也许他正在……
    1971年底，原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几位党员领导干部“解放”了，进了干校的领导班子，党组织批准我为中共正式党员。我立即写信向叶先生报喜，很快收到叶先生1972年2月15日热情洋溢的回信，对我祝贺、勉励和鞭策。信是这样写的：“昨夕接除夜手书，读之欣愉无量”；“久不通音信，一通而得此无上佳讯，何幸如之。”“党组织作出之评语，我比照往时所知于你者，揣度思之，认为颇确。缺点两个‘不够’，我有同感。唯1966年以来五年多之锻炼，必然颇有进境，而评语犹以为不够，诚哉进步固无止境也。五条要求，以我妄度，当是奋斗目标，此从‘必须做到’知之。必须做到者，今尚未做到或未能条条十足做到也。若谓必全部十足做到之人而后入党，则‘纳新’亦大难矣。再者，所谓‘做到’，恐亦并无止境，殆与真理探求之无止境同也。对你之入党，敬表由衷之祝贺。身体壮健，精力充沛，亦是可贺”。整整三页十六开的信纸，都是一丝不苟的毛笔行书。收到的那天夜里，我反复阅读，思绪万千，彻夜难眠。叶先生对我近四十年的关怀和教育，是全面深刻的，是一辈子受用不尽的，我是刻骨铭心的。如今我也满头银霜，三代同堂了，但仍要发扬叶先生晚年那种“老花镜加放大镜”的精神，笔耕不辍，“多活几年，多做些有益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