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范长存在世间
 ——纪念张明养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张明老离开人世已有一十五载，今年3月15日是明老百年诞辰纪念日。良师虽逝，风范犹存，回首往事，历历在目，爰写此文，表达我对他的深切缅怀之情。
     张明老是我国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也是集编辑、教授、学者于一身的老一辈革命知识分子。他从青年时代起就追求进步，1926年在上海读大学时参加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虽与党失去联系，但仍积极参加抗日救亡的进步文化工作和爱国民主运动，于1958年重新入党。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他考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担任《东方杂志》编辑，并开始撰写国际问题的专论文章。1934年起，“生活书店”创办了《世界知识》杂志，它是由胡愈之为首的一批国际问题专家倡议筹备的，由胡愈之主持，明老是胡的得力助手。他既是编辑又是固定撰稿人，当时正是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国际风云变幻剧烈，各国之间斗争激烈紧张。明老目光敏锐，观察细致，知识渊博，分析透彻，深刻剖析国际形势和人民斗争的发展，在各大报刊上发表了千余篇政论文章，《世界知识》几乎每期都有他的专文，在社会上产生较大的影响。
    抗战时期，上海沦陷。《世界知识》转在香港继续出版，张明老仍担任编委职务。同时还参与廖承志领导下的《华商报》筹建工作，是社务委员会成员之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占香港，《世界知识》被迫停刊，张明老家庭生活陷入困境，有一友人以高薪诱他为日本人办报，但明老保持民族气节，宁可挨饿，坚决予以拒绝。后来他应复旦大学教务长陈望道之邀，辗转去了重庆，出任政治系教授。抗战胜利后，他随复旦大学复员回到上海，继续任教。1946年冬，张明老参与组织的“上海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正式成立，他被选为理事。从此，在“反内战、反饥饿、反独裁”斗争中，他总是身先士卒，口诛笔伐，曾多次签名，发表声明，撰写文章，座谈演讲，揭露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抗议特务迫害进步师生的罪行。有一次，复旦大学的进步学生在校内开会，上海警备司令部闻讯派军警包围了学校，准备逮捕学生。在此危急时刻，张明老挺身而出，马上联系周谷城等六位教授，向上海市长吴国祯交涉，质问抗议，通过斗争，终于迫使国民党军警撤退，保护了进步学生。上海临近解放时，张明老又为反对南迁，参加护校斗争，作了不懈的努力。解放后，他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务委员、政治系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也聘他为文教委员会委员。他的言行深受高教界师生的爱戴，不愧是一位爱国民主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胡愈之邀请明老回到《世界知识》担任主编，他毅然辞去上海复旦大学教职，北上就聘世界知识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后来，世界知识出版社合并到人民出版社，他又兼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他的主要工作是主编《世界知识》杂志和工具书《世界知识年鉴》，也兼顾国际问题图书的选题和定稿。1957年，他调到国际关系研究所，先后任研究员、副所长之职，但仍兼任《世界知识》编委。他为杂志呕心沥血，数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张明老的著译甚丰，早年主要著作有《国际裁军问题》、《国际政治讲话》、《世界知识读本》、《苏联之经济组织》、《美洲政治史纲》等，对普及国际政治知识，作出有益的贡献。
    张明老1955年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入会后，非常热心民进会务工作，尽管世界知识出版社工作繁忙，但只要民进有活动，他总能挤出时间参加。1957年，我调到民进中央机关工作的时候，他已是民进中央常委兼《民进》会刊编委会主任，后来又担任民进中央宣传部部长。我长期在明老直接领导下工作，时有来往，接触较多。我深深感到他秉性耿直，胸怀广阔，一心为公，不谋私利，宽以待人，严于律己。特别是爱惜人才，培养中青年干部的成长，更使我有身历其境之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主党派工作打开新局面，作为兼职领导人，他非常关心民进组织，为开展会务活动尽心竭力。我曾两次随他到外地开会，1981年3月，民进中央在广州召开部分省市参加的工作座谈会，着重研讨在新形势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问题，在他主持下，会议起草了《关于当前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几点意见》，会后作为正式文件下发各省市组织。1984年4月，民进中央在南京召开全国工作会议，讨论自身建设的问题，明老作了重要讲话。他同我一起研究，在总结前一阶段开展思想教育的基础上，提出了“十六字”方针，即“背靠马列，面向实际，坚持疏导，实事求是”，完整地概括了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原则、要求和具体方法，受到会内同志的称赞。历次民进中央最高领导层开会，明老总是对重大问题坚持原则，坦率进言，发表精辟见解。对民进中央领导工作中不适当的地方，也毫不客气地提出意见，由于他的政治水平较高，看问题较深刻，往往一语击中要害，令人心服。他常对我说，“民主党派要讲民主，不能某个人说了算，要多听不同意见。工作不能浮在表面，更不能搞花架子，应当切实调查研究，深入实际，量力而行，为参政议政扎实地集中力量，办好几件实事”。他的实事求是工作作风和耿直言行，是民进同志所公认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负责《民进》会刊的编务工作。每当我向明老请示汇报工作时，他总是循循善诱地教导我怎样当好编辑，传授他丰富的编辑出版经验。头两年，他还亲自审稿。后来，他放手让我独立自主大胆去干，曾对我说，“你政治比较敏感，业务也较熟悉，就不必再来找我审稿，迈开步子去干吧。我们都老了，工作得靠你们，不要怕犯错误，在实践中去提高自己”。在民进召开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每次大会的工作报告，都是在他的领导下，由我执笔起草。张明老从报告的主题思想，文章结构到语言措词，不厌其烦地提出具体意见帮我修改，直到集体讨论满意定稿为止。他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精神给我印象特深，确是我的良师益友。
     1989年，民进中央创办公开发行的《民主》月刊，领导让我担任主编，我感到责任重大，力不从心。张明老给了我很大鼓励和支持，那时，他已年过八旬，身体已不如以前，仍积极为办好刊物出主意，并动笔写了颇有份量的文章。例如在出版后的第三期上写的《新中国外交的四十年》一文，以雄辩的事实历述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取得的巨大成就，展望未来的国际形势，使读者深受鼓舞，获得好评。《民主》出版几期后，我听到会内外一些较好的反映，转诉了他，他就及时给我来信，说是给你泼些冷水，不要沾沾自喜，更要正视不足，努力把刊物办好。他还说，《民主》是面向社会的公开刊物，不要突出宣传民进，少登表态文章，多刊作者的创见。不管文章是谁的来头，不能讲情面，应由文章的质量取舍稿件。有一次，我事前未征得他的同意，在发表他署名的文章上配发了他的一张照片，无非是想做到图文并茂，版面活泼一些。但事后，他来信说看了很不愉快，责问我为什么要突出他，是不是想堵住他的嘴，狠狠地批评我一番。1990年秋，他参加全国政协视察组到东北参观，那时候，他已84岁高龄，且沉疴在身。回来后还给《民主》写了一篇《在昔日的北大荒“飞车看花”杂记》，洋洋6000余字。这篇文章搜集了详细的素材，作了深刻的分析，既翔实报道东北农村在改革开放后的新面貌，又反映在视察中听到的新问题，并且提出具体的建议，实是一篇参政议政的好文章。这也可看出他晚年的政治热情和严肃认真的精神。
    张明老也是历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政协常委。他又是政协民进组召集人之一，每次政协开会，他全力以赴，发扬民主，组织大家开好小组会。1991年3月，他仍抱病坚持参加小组讨论，并对我国的外事工作与廉政建设，积极提出了批评建议。
    民进“六大” 以后，张明老因年事己高，由民进中央常委转任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务副主席。他仍一如既往，抓紧工作，认为参议会应对民进中央起到助手和参谋作用，应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既要使老同志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又要保护他们的健康。这些年已耄耋的老人对民进组织素有感情，乐于参加参议会举办的座谈、游园、祝寿会等各种活动。张明老风趣地提出座谈会“以无主题为主题”，让老人们能够无拘无束，轻松愉快地说出心里话。有位老参议过90岁生日时，他还亲自去祝寿，并听取意见。参议会工作活跃，都出自他的精心设计。直到临终前半月，他还亲自审阅《参议简报》并仔细修改，表现出高度责任心，直到生命最后一息。1991年3月，张明老刚过85岁寿庆，时隔不久，因前列腺癌细胞扩散，又住进医院，天不假年，延至7月间，他终于长眠辞世了。
    当前，我国人民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十一五”规划纲要开始实施。在纪念张明老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他忠诚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思想品德，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为实施“十一五”规划，构建和谐社会，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在爱国统一战线中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