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人与文化教育事业

    周建人生于1888年，1984年7月29日逝世，终年96岁。本文仅就他从事与关怀文化教育这一侧面，作一个简略的回顾。

一

    1897年，周建人9岁时进会稽县学堂读书。学校每周六开演讲会。一次，有个学生演讲说：“学堂聘请教师，要确实有学问、有道德，能为人师表，可有的教师却念别字，例如把‘贸易’，念成‘贾易’。向他提出来还教训人，岂不误人子弟吗？”大家听了都热烈鼓掌。第二天那位老师被辞退。周对这事印象很深，对教学工作的重要性和严肃性，开始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1905年底，周在县学堂毕业后，去龙山书院考试，不料因家累误了考期。
    次年，经同学推荐，周担任了绍兴僧立小学的教师、校长。
    僧立小学的学生都是锡箔师傅和小贩的子女，学校成为绍兴历史上第一所为劳动者子女服务的学校。周在这小学时，离家很近，却很少回家。他身兼教职，又是校长，还兼管教务、总务和账目。如教师因病因事请假，他就代课。每天晚饭后，他不是算账就是批改作业，或家访。他对母亲说，“看到小学生一个个进来，由什么都不懂而慢慢地学到一点文化知识，心里比什么都高兴。”他还说：“这些穷人家孩子天资并不笨，都很聪明好学，只要引导得好，将来都是社会上的有用之才。”他爱学生，学生也离不开他。只有节假日，他才回到家里，在百草园料理花草，自修植物学与英文，从不让时间白白闲过。
    周每次讲课前，总是先提一些问题让学生思考、回答，激发学生对课文的兴趣，当学生渴望点拨时，他就因势利导，有的放矢地讲解，让学生学会记牢。在周的主持和僧教育会的支持下，僧立小学办得很有起色，吸引了绍兴不少学校的瞩目，附近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的师生，也经常到这里听课、实习。
    1912年，民国建立后，周建人与鲁迅一起，拟写了《维持小学之意见》一文，寄给《越铎日报》。文章提议“即组织区学，简任高明，速日开学，造福地方”。这封信引起了社会上广泛的注意。绍兴军政分府都督王金发，曾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当即批转全府府属8县照办。当然，他们的良好愿望当时是无法全部实现的。
    1912年春，绍兴僧教会解散，经费来源断绝，僧立小学奉令停办。周应聘到水神庙小学当校长。不久，因全省小学师资严重短缺，他又被聘到省里举办的小学教师养成所教博物学，直到这一届学生毕业。在这期间，他结婚并有了第一个男孩周冲，但小孩子到一岁就夭折了，他的妻子精神受到很大的刺激。不过，这些并没有影响周建人的工作。他在养成所工作两年多的时间里，省里曾派视学前往检查，发现养成所办得颇有成效，学生进步很快，安心当小学教员。视学感到这非常难得，曾上报省政府表彰，周因此受到通令嘉奖。
    1915年以后，周回到绍兴明道女中（后改为绍兴县立女子师范）教书，同时又在南街塔山下的成章女校兼课，直到1919年底离开绍兴为止。在此期间，他努力参加教学实践，呕心沥血，受到了两所女校师生的称颂。他还积极参加了绍兴多种教育研究活动和学术研究团体。1913年春，绍兴成立研究学术的社团，周建人、周作人均被邀请入社，为该社名誉社员。周建人曾为该刊写稿。
    周建人还利用节假日从事植物学的研究。他阅读了鲁迅从日本寄给他的法国司脱拉司蒲克《植物学》英译本及英国杰克逊的《植物学词典》原文本。他还注重调查研究和亲身从事科学考察，经常带学生到绍兴的会稽山上及海边采集植物标本，努力增长见闻，获得真知。

二

    1919年12月底，周建人举家迁京。两年后，经鲁迅介绍到上海商务印书馆任职，达23年之久。
    1923年，他经瞿秋白介绍和我党地下组织的邀请，曾去上海大学任生物学教授，讲授进化论。后来，又先后去神州女学、上海暨南大学以及安徽大学兼课或演讲。他还经常应松江女子中学的邀请，去该校讲演，宣传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传播进步思想，鼓励学生参加革命。他在工作之余，坚持生物学研究。
    1930年，他辑译了关于生物科学的文章八篇，集成了《进化与退化》一书，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鲁迅曾仔细阅看了译稿，并亲自写了1000多字的《小引》一篇，给予肯定与赞扬。
    1936年，周建人的《花鸟虫鱼》一书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这本书以通俗有趣的形式，讲述自然界的动植物知识。他以“克士”的笔名，所写《蜘蛛》一文，受到中国亿万青少年学生的喜爱。周在商务印书馆时，还编写了中小学动植物教科书、自然科学研究小丛书，并先后担任过《妇女杂志》、《东方杂志》、《自然》杂志编辑，撰写文章，普及科学知识，提倡妇女解放。
    抗战胜利后，周在上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上海人民团结联合会、积极开展反独裁、反内战、争和平、争民主的斗争。1948年4月，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2月3日，奉命由上海转天津到达党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西柏坡，并被任命为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副主任。同时，他继续坚持自然科学研究，所著《生物进化浅说》，1947年出版；1949年，所著《田野的杂草》一书，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这两部书，是他几十年来翻译、研究、教学生物学的结晶，是我国较早的生物学研究论著，在生物学界有一定影响。
    解放后，周建人出任中央出版总署副署长、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浙江省省长、高等教育部副部长等重要领导职务。1950年曾为全国出版会议题字：“人民不但要吃、饮、住、衣，来维持身体的健康，还需要优良的精神食粮，来增进精神的健康。所以出版者应尽力出版真正滋养精神的好出版物，并把它们运到读者面前供他们阅读。”
    1953年，他曾在杭州亲切会见在浙江师范学院任教的老作家许钦文和老教师俞芳，认真听取他们对办好师范教育的意见，并了解教师、学生的思想、工作、学习、生活的状况。
1954年10月，他出任高教部副部长后，为了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培养勤奋学风和踏实的科学态度，作了很多工作，致力培养新中国自己的知识分子。
    1957年，他代表高等教育部前往呼和浩特，参加内蒙古大学开学典礼，并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1958年7月1日，周建人不顾七十高龄，前往浙江师范学院（今杭州大学前身）视察。当他了解到部分学生不安心当教师，缺乏革命理想时，就从自己的切身体会谈了教师工作的重要性。他说：“我也当过教师，教过中学。虽则离开今天已经很远了，再过三四个月我就要七十岁了。可是我对教师工作还是很感兴趣的。”
    1964年，周建人应杭州大学邀请，参加杭州大学6周年校庆。会后，他和学校领导及师生进行了座谈。

三

    1966年“文革”开始，周建人不顾年迈体弱，运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影响，不畏艰险，在政治形势十分复杂恶劣的情况下，为文化教育界做了不少好事。
    1970年，他在浙江省革委会任职，分管文化教育工作。绍兴一些“闯将”们冒天下之大不韪，曾力主砍去禹王头，拆毁禹王庙。周闻讯后立即指出：“禹王在历史上有无其人，虽然还有争论，但大禹王在中国人民心中，始终是受人敬仰的。”他为民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的事迹，是老幼皆知、家喻户晓的。他表示：“决不能同意把禹庙拆去改建为工厂。”
    1971年，又有人提出，为了发展内河航运，开阔城东运河，要拆去东湖的人工堤。周闻讯后，也立即制止了这一设想，并建议批准拨给一部分农田，挖改成运河，保护了东湖这一名胜。
周在“文革”期间，对当时学校停课闹革命非常担心，认为应当尽早恢复上课，以免贻误学业。1970年秋，他接见杭州学军中学副校长俞芳与校办工厂负责人赵玉琪，对如何加强对学生的劳动教育、培养动手能力、厂校如何挂钩问题，发表了很好的意见。
    70年代中期，他已八十高龄，但对教育事业仍非常重视关切，努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1975年，绍兴地区师范教师致信周建人，反映在山区办学的多方面严重困难。他收信后，当即批转浙江省有关部门，指示应认真研究解决。
    1976年，周应绍兴一位教师之约，亲自题写了绍兴名胜“禹陵”、“东湖”、“兰亭”、“青藤书屋”、“蔡元培故居”等题字多幅。
    1977年，就筹建鲁迅纪念室事，周曾复信南京鲁迅中学（今南京师院附中）并题字。
    1978年，北京师大顾明远、李恺，杭州大学金锵、俞芳合著《鲁迅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一书成稿，他们曾一道拜访他并请他题签。这年8、9月间，周又为当时的绍兴地区师范题字：“纪念鲁迅，学习鲁迅。”他还热情支持帮助绍兴一些学校修建扩建校舍，努力帮助教师解决一些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

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周建人已九十高龄。他常说：“一个人学习或做事永无止境，要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他还特别教育青年人，一定要抓紧时间工作，办事不可拖拉，反对官僚主义的推诿扯皮作风。他常向人讲起，自己青年时期在会稽县学堂毕业后，想去参加府学堂的考试，但由于晚到了一步，学堂关上了大门，再也进不去了。“喔格”（绍兴土话，叹词）一声，从此失去良机，以后既进不了中学，也上不了大学，更无机会像两个哥哥那样出国留学。他晚年常对人说：“一个人做事，千万不要‘喔格’，喔格’一声，就会遗憾一世的。”
    1980年，鲁迅故乡绍兴第一所高校——绍兴师专成立，周十分高兴，致电庆贺。同年，他又为该校题写了校牌并为《学报》题字。
    1983年上半年，四川长寿县发生一起毒打、侮辱女教师的严重事件。5月13日，周建人、叶圣陶联名致函中共中央办公厅，要求依法惩办凶手。15日，《光明日报》全文刊登了周写给该报总编辑的信，揭露上述事件，呼吁全社会都要尊重教师，保障教师合法权益，维护宪法尊严。中共中央书记处对此十分重视，立即电话指示中共四川省委、重庆市委作了调查处理，使凶手受到了应有的制裁。
    周建人在生命最后的年月里，对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十分关注。1983年，绍兴师专党委一位负责同志曾去京拜访他，周曾就绍兴办学的历史以及如何办好学校，作了认真的回顾，回答了办学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同年，周应画家裘沙之邀，为“剡溪美展”题字，以后又为《绍兴鲁迅研究专刊》和绍兴平水影剧院、孙瑞景剧院题字。
    就在他逝世的1984年，他还复函浙江绍剧团一位女演员，对绍剧的发展和演员们的生活状况和技艺成长深表关切。4月3日，在他逝世前获悉《绍兴日报》创刊，他在医院里带病坚持为该报题写了“办好报纸，建设文明”8个大字。这8个大字凝结着周老对家乡父老的深情厚谊，这也是他留下的最后一幅题字。
    记得周建人逝世时，故乡人民曾写了悼诗来纪念他，其中有一首道：“稽山苍苍，鉴水泱泱。建老风范，山高水长。”这是对他恰如其分的由衷的颂赞。

(1988年11月)
摘自《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附：

达尔文进化论是怎样吸引着我的？
——早年学科学追忆（代序）
周建人

    我在解放前长期从事生物学的研究和编辑工作，也介绍过达尔文的学说和写些科普读物。所以近来有些同志总想让我谈谈当时学科学的情况。
    我家弟兄三人，因老大老二都到外面念书去了，我只好留在家里照顾年老的母亲。但是，学习却是我的强烈愿望，没有机会读大学，只好自己学习。那时鲁迅在日本，鼓励我自学植物学。因为他说，学习别的科学，都需要一定的实验设备，自学是比较困难的。但植物随处都有，可以自己采集标本，进行分类研究。他先后寄给我四本书：一本是德国Strusborger等四人合著的《植物学》，这是世界上最有名的第一本植物学，他寄给我的是英译本；另一本是英国人（著者名字已忘了）写的《野花时节》，是一本精装本，图文并茂，印刷得很精致；第三本是Jackson编的《植物学辞典》；第四本是《植物的故事》。还寄给我一架解剖显微镜。从此，我就开始学习起植物学来。后来自己也买了若干本书读起来，越读越感到有兴趣。记得《植物学》书上开卷不远有一个图，印着六种细菌，有圆形的，有长形的。注明是人口腔中带有的细菌，但不是病菌，是没有害处的。我于是就用清水漱口刷牙，然后用牙签从牙缝中刮了点东西放在玻璃片上，放到显微镜下去观察，发现有同样的六种细菌。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德国人口腔中有的细菌，中国人口腔中也会有，于是更引起我学习生物学的兴趣。
    以后，我又读达尔文的著作，看到他的自传。他在自传中说，小时候，他的老师和父亲都认为他是一个很平庸的孩子，远在普通的智力水平以下。但是他说，他有强烈的和多样的兴趣，非常热爱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并且喜欢去理解任何复杂问题和事物。也就是说，他的智力并不出众，但他有自己的爱好，并且有毅力。他小时候就喜欢生物，收集标本。有一次，他剥开一块老树皮，发现了两只罕见的甲虫。他一只手捉住一个，正在这时候忽然又发现了第三只新种类的甲虫。他不忍把它放走，于是把右手里的那只砰的一下放入嘴中。但那只甲虫排出了一种极辛辣的液体，烧痛了他的舌头，他不得不把甲虫吐出来，第三只甲虫也没有来得及捉到。他大学毕业以后，也就是在他二十二岁时，就参加了贝格尔号舰的环球航行。用了将近五年的时间周游了世界各洲，收集了许多化石标本，为他以后许多科学论文和名著《物种起源》准备了充足的材料。为了研究和写作，他离开了繁华的伦敦，搬到一个叫唐恩的乡村居住，直到他逝世。他在自传最后写道：“作为一个科学家来说，我的成功，不管有多大，我认为是决定于我的复杂的和种种不同的精神能力和精神状态的。关于这些智力，最主要的是：爱科学——在长期思索任何问题上的无限耐心——在观察和搜集事实上的勤勉——相当的发明能力和常识。凭着这点平庸的能力，我竟会在某些重要之点上相当地影响了科学家们的信仰。”达尔文死于1882年4月19日，终年七十三岁。他在临终的前夜，似乎看到了死期的来临，他对子女说，“我一点也不怕死。”他觉得把一生献给了科学，能做的事都做了，死无憾事。
    达尔文对科学的伟大贡献，他的学说和他谦虚朴实的自传，都深深地感动了我，这就是我早年为什么学起生物学来的一个原因。
学习科学是为了揭开自然界的奥秘，使科学造福于人类。达尔文的进化论曾经是科学史上的一次革命，极大地推动了19世纪科学的发展。马克思高度评价达尔文的学说，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上指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包含我们的理论的自然科学基础。”马克思在《资本论》出版以后，曾寄给达尔文一部。达尔文在写给马克思的回信中说，这部书我一定要读，我们工作的性质不同，但目的是一个，都是为了人类的幸福（记得大意如此，可惜手头没有找到原文）。
    有些青年人问我：“你搞自然科学的，你在解放前怎么还翻译了马列主义的著作？”上面的一段话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搞自然科学和搞马列主义目的是相同的。
    在当时的社会，许多知识分子都感到要使中国富强起来，就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可是，社会本身有许多病症，总觉得还没有找出来。因此我就想，学自然科学的人，也得关心社会科学。1919年我到北京来，就曾经到北大去旁听哲学和社会学，听胡适讲欧洲哲学史，讲杜威。听了一学期，总觉得离中国的问题很远，就不想再听下去了。但并非对哲学、社会学没有兴趣了，相反，我的兴趣更浓了。后来到上海进了商务印书馆，当一名生物学编辑。在那里，我认识了沈雁冰、杨贤江等共产党人，以后不久又认识了瞿秋白、侯绍裘等革命同志。和他们的接触使我受到很大的教育，特别是秋白，学识渊博，他常对我说，要看马列的书。于是我就读起马列的书来，并且从中找到了可以造福于人类的革命真理。这就是一个科学工作者信仰马列主义的过程。
    今年我已经九十四岁了，记忆力已不好。过去事情的细节已记不很清楚。总的轮廓就是上面说的那些，把它告诉青年们。并且应当说，我的能力很薄弱，工作做得很少，但我已完成了历史赋予我的使命。今天，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号召我们团结起来，为把我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我仍将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但所能做的工作更少了。今后的使命落在现在青年的身上。希望青年们能像达尔文从事科学那样，富有探究真理的精神能力和精神状态。这样，不管各人的能力有大小，总会做出造福于人类的成绩来。在我们社会主义祖国，青年前途是光明的，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982年4月
摘自《花鸟虫鱼及其他》，周建人科学小品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