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的王却老

    1988年1月9日是王绍鏊同志诞辰一百周年，我以十分敬佩的心情怀念这位久经考验的革命老前辈。
    王绍鏊字却尘，我们都尊称他王却老或王老先生，江苏吴江县同里镇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青年时期即从事反帝反封建革命活动，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爆发后，王却老和张唯一等都于香港在潘汉年同志领导下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占领香港后，形势任务发生变化，为加强上海地区对日伪的调查研究工作，领导决定调王却老和张唯一等回上海工作。1942年春夏，王却老和张唯一、阿犁同志回到上海，同住福履理路（即现在的建国西路）合群坊20号王却老家中。接着，我也被调往那里，在张唯一直接领导下工作，因而与他们熟识。我们是因革命工作的需要由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的。我们在那里共同工作和生活了大约三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由于形势任务的变化，我和张唯一、阿犁才从那里搬走。本来我们互不相识，互不了解，在共同工作期间，又由于各自所负担的任务不同和保密制度的限制，我们也从不谈论各自的经历和工作情况。但经过长期的共同生活和接触，王却老克己奉公，虚心好学的优良思想品德，渊博的学识，对日本情况的了解，以及严谨的工作作风和一丝不苟的生活态度，却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当时王却老的工作，主要是负责同一些党内外上层人士工作关系的联络，调查研究日伪情况。他工作很认真，能很好贯彻领导意图，组织观念很强，每次外出回家即向张唯一同志汇报工作情况，研究工作中的问题。他做了很多工作，为革命做出了贡献。他是我们工作中的日本通。当时他阅读多种日文报刊，注意研究日寇清华的政治军事动向。这对协助张唯一同志掌握日伪动态，指导工作，鉴别和整编情报资料，提高调查研究工作的质量，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此外，他还和他的夫人程逸波先生在日伪统治的严重白色恐怖下，冒着生命的危险，很好完成了长期掩护我们机关工作的艰巨任务，为我们在抗日战争困难时期顺利完成党所交给我们的工作任务提供了安定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王却老是一位老资格的社会活动家。他交游广泛，同志关系和邻里关系都很好。他不仅与许多党内外上层人士来往，接触过日本人和苏联驻沪工作人员，抗战胜利后还结识了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朋友，参与了指导上海地区青年学生民主运动。他热爱青年，青年也很喜欢与他交往。这是我所知道的最早的“忘年交”。
    王却老精力充沛，学习很认真很刻苦，不管酷暑严冬，长年如此。当时他一般都是上午外出活动，下午小睡后即端坐在他那间几净窗明，一尘不染，十分整齐的三层小楼书房里，认真阅读报刊或学习外文，有时也在那里会见来访的熟识朋友。他精通日文，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后来又学会了英文和俄文，为他的工作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他平易近人，诲人不倦。他教阿犁学日文，注重实用，学了一年即能笔译日文报刊上的政治论文。他为了帮助我学习语文，还把他珍藏多年的一部工具书《辞源》赠送给我。
    王却老为人正直，态度和蔼，性格开朗，谈笑风生。回想起来，他谈话时爽朗的哈哈哈大笑声，似乎迄今仍余音未了回荡在我耳边。他身体健康，生活很有规律，黎明即起，长期坚持打太极拳，练太极剑，精益求精，并曾在著名太极拳大师王子平家里学习气功练太极拳推手。他使用的那把心爱的青锋剑，寒光闪闪，是他用20块银元请苏州著名铁匠专门为他锻造的。在剑柄上边一点的剑身上，镌刻着他亲笔楷书“却尘”二字。他生活俭朴，不吸烟，不饮酒，吃饭定时定量，从不吃零食。他身着中装，纯朴、整洁、大方，充满当时中国上层老年知识分子那种高雅的风度和气质。
总之，王却老是一位革命老前辈，长期从事革命活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奋斗一生，是一位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同时他也是一位久经敌区地下工作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一位无名老英雄。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思想道德品质，是很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的。
    全国解放后，我们都在北京中央机关工作。当时王却老任财政部副部长，家住西单报子街77号。我住西郊，每年去他家看望他们一次。我每次去时，他们都很高兴，殷勤招待，亲如家人。我最后一次去他们家，是在1965年的盛夏。王却老夫妇，一向爱养猫爱养花。当时他家的客厅里摆着多种精心栽培的小盆花。当我们谈论种花时，王却老兴致勃勃的谈了他种植西番莲的经验，并立即拉我到院中花池边观赏他精心培育的十多株良种西番莲。当时西番莲正盛开，植株粗壮，高约一米，每株顶端开着一朵大花，花瓣紧密，形似一个倒置的大碗，五颜六色，十分可爱。它体现了主人的智慧、爱好和辛勤培育。遗憾的是自此以后，我们就没有互通信息和再见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