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叶圣陶先生精读《共同纲领》

    叶圣陶先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我当时担任叶先生的秘书，一天，我请叶圣陶先生给我讲讲“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的政治背景”。他略一沉思，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问了一句：“你学过《共同纲领》吗？”我说：“来北京以前，在上海联合出版社脱产学习过几天，一些重要条款还能背。”叶先生笑着说：“背倒不必，现在我来考考你。”当时仗着年轻记忆力强，我并不胆怯，就说：“请叶先生出题吧。”叶先生突然发问：“《共同纲领》的全称是什么？”想不到，这第一道题就把我难住了。我说：“我们学的文件封面上就是‘共同纲领’四个大字，前边没有任何附加语。”叶先生说：“既然是共同纲领，那就不是一个党派、一个团体的纲领。你想想是谁跟谁的呀？”经叶先生这么一指点，我豁然开朗，答道：“是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共同纲领。”叶先生高兴地说：“对了，但是只说对了一半。照你的说法，就没有把我包括进去，因为我一不是共产党员，二不是民主党派成员（那时叶先生还没有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可是我是参与了《共同纲领》的制定并且举手通过了的，《共同纲领》规定的权利和义务都有我一份。再说，还有解放军呢，还有华侨呢，还有少数民族呢，还有宗教界人士呢，等等。你想想该用个什么名词才能把方方面面的党派、团体、各界都包括进去？”我说：“中国人民。”叶先生说：“对了，但是也只说对了一半。你想，中国人民有四万万五千万人，不可能都集中到北平来开会，总得有个会议形式，才能集思广益，商定《共同纲领》。你想想这个会议叫什么？”我说：“叶先生，我明白了，这个会议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全称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叶先生满意地点点头说：“完全正确。”接着他鼓励我说：“你的悟性好，一点就透。”我刚松了口气，叶先生又发问了：“《共同纲领》是哪年哪月哪个会上通过的？”我说：“是1949年9月29日全国政协大会上通过的。”叶先生说：“时间没有错，会议名称错了。我先问你，‘全国政协’的全称是什么？”我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叶先生说：“对。这个机构是哪天成立的？”我说：“是1949年9月30日。”叶先生说：“对。那怎么能在成立前一天就通过《共同纲领》呢？”我说：“是我错了。这既不合法，也不符合事实。事实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大会’通过了《共同纲领》。”叶先生说：“对。不过我要纠正一个词儿，是‘会议’，不是‘大会’。”我问：“‘会议’跟‘大会’有实质性区别吗？”叶先生说：“有。‘会议’的代表，有一部分是指定的、特邀的。‘大会’的代表，都是选举产生的。所以《共同纲领》规定由人民用普选的方法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才能叫‘大会’。”我这才彻底弄清楚了“纲领”和“会议”的名称，才知道其中有这么多讲究。后来听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名称，最早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大家都认为非常恰当。
　　接着，叶先生问：“新中国的文化教育政策有哪些？”这部分我以前重点学习过，几乎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我清了清嗓子，刚要背，叶先生用手势制止了我，说：“用你自己的话讲给我听。”我说：“第五章的标题就是‘文化教育政策’。这一章从41条到49条共9条。41条开宗明义，讲新中国文化教育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问：“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答：“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问：“文化教育机关的任务是什么？”答：“三条：一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二是培养国家建设人才；三是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问：“思想不是真空的，用什么新思想去代替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呢？”答：“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问：“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包括哪些具体内容？”答：“41条没有规定。”问：“42条呢？”答：“42条讲‘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叶先生说：“‘五爱’就是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具体内容，《共同纲领》结构严谨，逻辑性强，章章相连，条条相扣，我们读的时候也要前后贯通起来，避免割裂。你就是因为把41条跟42条分开来读，就回答不出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具体内容。”我说：“叶先生的批评很中肯。我小时候常到私塾门口去偷听，因为没有教材，不知不觉就养成了死记硬背的习惯，至今还有些名篇、名诗能背诵而没有阅读过。学文件也是这样，读几遍就能背，但往往一知半解。”我记住了叶先生的重要提示，并且养成了前后联系、照应的习惯，在以后几十年的翰墨生涯中很受用：学习文件的时候，理解会深些；讨论文稿（尤其是法律草案）的时候，会比较敏锐地发现前后条文的矛盾和漏洞；写作的时候，会力求处理好伏笔和呼应。叶先生把扯开的话题又拉回到42条，问：“‘五爱’是对谁的要求，是只对学生的吗？”答：“不！是对全体国民的，要求成为全体国民的公德。”问：“好，接着往下说。”答：“43条是讲自然科学的；44条是讲社会科学的；45条是讲文学艺术的；46条是讲教育的。”问：“这一条你要讲具体一点。”答：“46条两句话：一句是教育方法为理论与实际一致；一句是要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第47条是讲教育制度的，包括小学、中学、大学教育，技术教育，业余教育、干部教育、政治教育等。第48条讲体育、卫生、妇幼保健。第49条讲新闻、广播、出版，强调发展人民出版事业。”叶先生笑着说：“又温习了一遍《共同纲领》。现在你还要我讲讲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的政治背景吗？”我说：“不用了。您已经原原本本地给我讲过了。”
　　一堂别开生面、引人入胜的政治课（也是语文课）不知不觉进行了两个小时，瞥见警卫员小鄂从门缝中探进个脑袋来，我赶紧把他叫住，对叶先生说：“该回府了。”叶先生看了一下表：“喔唷！拖堂了。食堂也下班了吧。”他抬头看了一眼窗外的天色，吟了两句———“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然后亲切地招呼我：“走，上我家喝一杯去!我还有一坛你家乡的陈绍呢。”我问：“叶先生还有‘红泥小火炉’吗？”回答说：“有。也是南方带来的。这首五绝，你也是从私塾门口偷听来的吧。”他一边说笑着，一边收拾东西，把一叠没看完的书稿平平整整地装进大皮包里。我说：“叶先生还留这么多‘家庭作业’啊？”叶先生说：“习惯了。一天离不开三张桌：出版总署一张，出版社一张，家里一张。我到现在还常做这样的梦：明天又要上作文课了，上次的作文还没批改完，又在开夜车，一本接一本，眼看天快亮了，总也改不完，一着急，醒了。”我说：“教师的确辛苦，尤其是语文教师，您这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吧，还留下这么深的印象。”叶先生风趣地说：“不可磨灭的。”
　　车上和餐桌上，话题又回到了《共同纲领》。叶先生说：“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提出来，我们一起探讨。”我问：“为什么把‘爱劳动’列为‘五爱’之一？‘爱劳动’跟‘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有什么内在联系？”叶先生说：“这个问题提得好，说明你动了‘天君（脑子）’了。劳动创造世界，也促进了人类自身的发展。人类的远祖原来是四条腿走路的，后来能掰一根树枝当工具去打树上的果子，慢慢地就站了起来，会两条腿走路了。两条前腿解放出来以后，两只前爪慢慢地变成灵巧的双手，会制造从简单到复杂的工具，会做许多事情。劳动中又促进了大脑的发育，人变得越来越聪明了。你说，劳动的作用大不大？大。劳动重要不重要？重要。这是一。二是‘为人民服务’，谁是‘人民’的主体？工农。你不热爱工农，能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吗？热爱工农，首先要解决一个观念问题。至诚（叶先生的小儿子）参加革命后在南方搞过‘土地改革’，开始的时候群众发动不起来，认为是地主养活了他们，不能恩将仇报。后来工作组宣讲了是农民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养活了地主，不劳而获的地主却残酷地剥削了农民；种田的没饭吃，不种田的花天酒地。你们说，究竟谁养活了谁？谁恩将仇报？当时至诚写了一首歌词，标题就是《啥人养活啥人》，在江南广为流传。观念问题一解决，群众就发动起来了。现在我们要热爱工农，首先也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工农是劳动生产的主力军，是他们养活了我们，他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这样，你才会热爱劳动，热爱工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待劳动和劳动者的态度，是新旧知识分子的根本区别。你说对不对？还有什么问题吗？”我说：“在上海的时候，也学过《干部必读》中的《社会发展简史》，关于劳动，没有叶先生讲得这么深入浅出，这么精辟透彻，而且把劳动观点提升到为人民服务思想的高度，这是我以前从书报上没学到过的。还有个问题，‘五爱’要成为全体国民的公德，这里为什么用‘国民’不用‘人民’？”叶先生说：“‘国民’的范围比‘人民’更广泛。两者的区别你回去查《新名词词典》，明天用你自己的话讲给我听。”这是叶先生第一次教我查工具书，以后利用各种机会教我查各种工具书，使我养成了习惯，并且在“勤”和“熟（熟悉、熟练）”两个字上下工夫。这对我以后几十年的工作，特别是退休以后从事晚清学者手稿的点校整理工作，很有好处。我到晚年才真正体会到叶先生当时的良苦用心：通过各种基本训练，把我培养成为一名合格的编辑人才。叶先生又问：“还有什么问题？”慈祥的目光不断地鼓励。我说：“解放前我在南京商务印书馆和上海儿童书局工作过。《共同纲领》规定‘要大力发展’的‘人民出版事业’，同解放前的书店当然有很大区别，主要区别在哪里？希望您给具体讲讲切身体会。”叶先生说：“主要区别是为什么人：一个为人民，为绝大多数人；一人为资本家，为少数人。这样，出版物的内容自然会有本质的区别。还有赚不赚钱？一个不赚钱，教科书不但不赚钱，实行低价政策，亏了国家给补贴。办个人民教育出版社，国家投资二百多个亿（旧币）。一个当然是要赚钱的，不干亏本买卖。还有个体制问题：过去的出版业是广义的出版，包括狭义的出版、印刷、发行三大系统；现在把这三大系统分开了，这是全国出版会议作出的决定。那次会议还有个重要决定，就是出版分工专业化，政治书归人民出版社；教科书归人民教育出版社，便于集中人力、财力、物力，保证质量，提高效率，保证及时供应，保证低价，保证全国书价统一（不加运费，不加纸张、油墨等物资的地区差价）。”我说：“我不清楚的问题，叶先生都给解决了。我还想问一句，对个别条文的商榷意见还能不能提？”叶先生说：“《共同纲领》通过了，就是法律，每个人都要不折不扣地执行，这是前提。在这个前提下，对个别条文的商榷意见，在机关内部学习讨论的时候，可以提出来，但是必须注意两点：一是不要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一是要按照原来的条文办，不可自行其‘是’，我说的是带引号的‘是’字。换句话说，不可抛开原文去实行你自以为正确的主张。这叫‘民主集中制’。有这两点管住自己，你什么意见都可以提。你提得对，将来经过法定程序作了修改，就照你的意见办；你提错了，经过解释，你的认识提高了，对条文心悦诚服，岂不增强了文件的权威性，有什么不好呢？现在你可以具体讲讲对哪一条有商榷意见。出君口，入我耳，不必顾虑。”那时我参加革命不久，对经典著作和红头文件还没有敬畏之心，在叶先生面前更是“童言无忌”，知道叶先生决不会训斥我的，就说：“我觉得第46条关于教育的两句话逻辑上不太顺，倒过来说，是否更好一些，建议改为‘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方法为理论与实际一致’。”叶先生说：“你的想法初听似乎有道理，先讲要改革，再讲怎么改，似乎更合逻辑，但是细想起来，不妥。（一）原文的‘教育方法’是个广义的概念，包括‘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三个方面，你把它移到后边，读者容易误解为‘教育方法’与‘教学法’是同义词。（二）原文的‘理论与实际一致’是个重要原则，也是管三个方面的，你把它移到后边，读者也容易误解为只管教学法的一个方面，岂不是把‘理论与实际一致’的重要性降低了吗？你大概会问，何以见得这个原则管三个方面？那我劝你仔细琢磨一下47条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我认为条文本身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理论与中国教育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三）原文两句话是主从关系，不是并列关系，这从行文的体例上也可以看出来，即：主要的原则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主语，主要的工作用‘人民政府’作主语，可以参看41条。你说，原文的次序要不要改？能不能改？”我说：“听了叶先生的精辟分析，我理解了原文的确切含义，我的意见提错了，原文不需要改，也不能改。”叶先生满意地笑了，还说：“你的意见虽然不对，但是提出来对我也有好处，促使我精研原文来说服你，我相信真理是愈辩愈明的。我们讨论书搞的时候也是这样，有人就听不得不同意见，其实多听听不同意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对的，你改；不对的，你解释；解释不通，求同存异。”
　　这是一堂极其生动的政治课，是一堂与语文教育紧密结合的政治课，也是一堂与政治教育紧密结合的语文课，真正做到“反复研读原文，深刻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密切联系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在以后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我很少能再遇上叶圣陶先生这么好的老师：他诲人不倦，循循善诱，帮你抽丝剥茧般地分析，助你整理乱麻似地归纳，同你平等亲切地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