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念许广平同志
许先生的骨灰洒落在江河大地上化作春泥，花开花落，草木荣枯，已经过了十四个春秋。
她的一生，说不上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也没有什么外露的光芒。但是，无论是学生时代，或是作为鲁迅的夫人，或是作为一位社会活动家，她都无时不在追求光明，甘愿为了美好的明天而革命、而战斗、而默默地工作。她勤劳、善良，具有一个普通知识妇女的美德；剑胆琴心，又富有一个无畏战士的胸怀。为了争取自由、民主，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她勇往直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提到她的死，自然就联想到天昏地暗的日子，和许许多多不该死而又不幸和她同样死去的亲友。她为保存鲁迅文物而搏斗到最后一息的情景，至今仍不时在我眼前浮动。我深为失去这样一位良师益友而悲痛！我只想把我所见的她和我所了解的她写下来，作为我对她逝世十五周年的纪念。
（一）
自从一九三九年和许广平同志认识，我就跟着大家一直称呼她许先生。为什么？我想，因为她在北师大国文系毕业后，曾当过多年中学、大学教师，又是鲁迅夫人，所以大家都尊称她许先生。不过也有亲热地叫她许大姐的，但对我来说，我觉得称呼她许先生更为合适。
就在这一年的春夏之交，因工作关系，我从香港调到上海，不久，经董秋斯同志介绍，就和许先生认识了。早在一九三一年鲁迅五十寿辰前些日子，秋斯陪同美国通讯记者、革命女作家史沫特莱去看望鲁迅，介绍他们认识并充当临时翻译的时候，他与许先生已经是老朋友了。我们初次见面在夏飞路（即今淮海中路）夏飞坊六十四号她的家里。鲁迅逝世后三个多月，许先生母子俩便迁居到这儿来了。这是法租界最长而又最繁华的一条马路，西至沪西，东临外滩。夏飞坊地位适中，交通方便。附近有大小公园，大小剧院、影院，还有赫赫有名的跑狗场，夜总会，各式人各样车，白天黑夜，川流不息。
夏飞坊六十四号是一幢三层楼的弄堂房子，每层都有一间朝南的正房，房后有个洗盥间，底层和二楼之间朝北有个亭子间。她和海婴住二楼，接待客人、读书看报、吃喝写作，都在这屋里；女工双喜姐住三楼，鲁迅遗留下来的中外文书籍，书信、手稿以及一些用不着的资料和报刊都存放在这里。底层和亭子间住着老朋友、老同志郑玉颜（一位曾留学日本的女共产党员，也是广东人，解放后任上海市总工会杭州屏风山工人疗养院副院长，一九八○年十二月三日病逝。）和她的老母、妹妹一大家子。许先生屋里家具什物都很平常，进门右侧是一张最普通的双人床，靠窗是一张两头沉的木书桌，一个上下两层的大书柜，里面放着随手翻阅的新书报刊，以及友人赠送的译著，此外就是一个五斗橱，一张饭桌、几把椅子和一台她常用的缝纫机了。屋内没有沙发，墙上没有装饰，柜台上没有摆设，有的只是书报杂志。室内明窗净几，井井有条，看得出主人一丝不苟的性格。鲁迅在世时，“从来不梦想什么是安适的生活”①，现在搬了家，仍然保持着一贯的简朴作风。这里的一桌一椅、一书一物，凡是鲁迅留下来的，许先生都视为至宝，爱护备至。
许先生带我们去参观她住的二、三层楼的时候，边走边热心地对我们说：“这里的东西，数量虽然很少，但如果要了解这一代的文化，要了解鲁迅先生的生平和业绩，倒是少不了的财富。”她说得很直爽，自然。“我尽心保护，因为这不是我的私产，它是属于革命的，属于全国人民的。”许先生以保护鲁迅文物为己任，使我十分敬佩。
虽然我那时连《两地书》都未读全，但听到熟悉许先生的人对她的赞赏，早就使我向往着她了。她四十岁出头，身穿一件半新不旧的深色旗袍，端庄朴实，椭圆脸上一双大眼睛精神饱满，但齐耳的短发已经花白了，我想这是因为鲁迅过早逝去的缘故。乍见面，我觉得她的样子和我想象的不大一样，她是这么高大、健壮，在广东人当中可真是出类拔萃的。她与我握手十分有力，那一瞬间倾注给对方的关怀与信赖，至今使我难以忘怀。
“我们还是同乡呢，”看到我有点腼腆，她就拉起家常来，不断问起我家乡的情况。当我谈到抗日救亡运动中的花絮时，她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们有说有笑的，不知不觉之间我也就变得无拘无束了。我们初次见面，许先生给我的印象就像俗语常说的“一见如故”。
要不是许先生说起我们是同乡，我几乎忘记了，在这之前我的确到她的老家去过。
这段插曲得追溯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我在广东省立第一女子中学上初中，那时我们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宣传抗战，抵制日货，反对卖国投降，到省政府请愿出兵东三省，募捐购买飞机大炮，学生的爱国热情如火如荼。广州市中心有个繁华的商业区，那是一条狭长的街道，名叫“高第街”，就在我们学校对面马路。有一天，我们小组几个同学到高第街靠西头街尾的许府募捐。许府是一所很有名望的官邸，青砖石脚的高大墙壁，门前蹲着一对大石狮子，门楣上挂着一块红底金字“大夫第”的横匾。客厅内摆设考究。我们还来不及仔细观看，听差就说好说歹地一个劲儿把我们往外撵：“读书救国嘛，姑娘家犯不着向人伸手！”而主人却迟迟不肯露面。尽管我们理由十足，但磨破嘴皮就是一个子儿也捐不到手。少年气盛，我们窝着一肚子火，转身就往近在咫尺的财政厅跑，因为财政厅厅长就是许家少爷，“非让他有钱出钱不可！”人倒是见到了，可他全不把我们这些“丫头片子”放在眼里，到底还是一毛不拔……从此我们得了个经验：平民百姓比达官贵人爱国，穷人比阔佬爱国，拉黄包车的比坐黄包车的爱国。——直到和许先生谈到“同乡”，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当时的财政厅长正是许先生的亲叔父。
往事的简略回顾，许先生听得津津有味。她喜形于色，夸奖我们学生的爱国精神，我半开玩笑地说：
“哎呀，我可早就领教过你们许家的威风了！”看到她有些尴尬，我连忙说，“难怪您要冲破樊笼，这样的封建大家庭，实在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这既是我对许先生的敬佩与同情，其中也包含了我们共同遭遇的人生感慨，因为我也是逃出家庭的。
许先生是广东南海县人，一八九八年生于上面讲到的“仕宦之家”。到她出生时，家道已经中落了。她自号景宋，因为她母亲姓宋，以此表示对母亲的景仰。她左臂上有一块杯口大的疤，就是幼年“割臂疗母”的遗迹。这件事虽然带点封建色彩，不足为训，毕竟显示了她从小豪侠义气和对母亲的一片爱心。她对母亲的感情也是复杂的，她爱她又恨她，恨她的迷信思想，陈腐的礼教观念，强迫裹脚的威胁。她尤其痛恨父亲。她刚生下来三天，父亲到一个姓马的劣绅家赴宴，醉后“碰杯为婚”把她许配给马家的少爷。不过这件事后来变成了好事。正是由于她不甘受这种封建婚姻、悲剧命运的摆布，才毅然从封建大家庭中出走，北上求学深造。坎坷的少女时代造就了她刚毅倔强、爱憎分明的性格，她敢想、敢说、敢做、敢当，从不逆来顺受，永远充满活力。
（二）
许先生的住处是公开的。远近来往客人很多，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男女老少都有。当然大都是进步人士，左翼文人。因此霞飞坊六十四号差不多成了朋友之间的一个无形联络站。
我们彼此相熟起来，是在翌年《妇女界》创办之后。《妇女界》是我们几个职业妇女创办起来的一个综合性小型半月刊，它在上海地下党直接领导下，以广大的中下层妇女为读者对象。许先生有广博的知识，有丰富的编辑经验，对我们几个年轻的新手有求必应，想办法，出点子，帮了不少的忙。从《妇女界》创刊到被迫停刊，即一九四○年初到一九四一年底，在短短的两年中，我们见面的时间最多，话也天南地北无所不谈。她外表这样纯朴，内心又如此丰富，这不是每个人都能遇见到的。
我是许先生家的常客，母子俩也从不把我当外人看待。我们经常在这个整洁舒适的房间里促膝谈心。
记得一天吃过晚饭，我们靠坐在床边闲谈。我说：“我曾经算过，他比您年长十七岁，对不对？可是你们情深爱切，以沫相濡，真难得。”她坦然地说：“路，不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么？不过你知道，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遇到的波折可不少。”这些波折，我当时从书本上或是道听途说地也知道一些。
“那么，年龄呢？”我脱口而出。
“你很想知道吗？”她眨了眨眼，笑了，因为她知道这正是我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当然，我想，非常想。”我认真地说。
“年龄么？”她满吞吞地说，“唔，那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得看具体情况，什么事情都是相对的。”许先生重感情，也富理智。平心而论，年龄与兴趣是关系密切的。她说过，年龄相差过大，兴趣也会截然不同，这是自然现象，不足为奇。年轻人爱活动，兴趣广。年过四十，人已定型，兴趣也没有那么多了。但是年龄的差异是不能阻碍真正的爱情的。如果彼此有更大的共同点，比如对生活持共同的看法，对人生抱共同的目的，品质相同，兴趣一致，年龄就不是主要的了。
她曾经作过这样的自我剖析：“我同情他，同情他的‘陪着的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帐’①，拼命写作，甘心在寂寞中度过一生的境遇。我比他年轻，又有幸解除了旧式婚约的痛苦。因为感到自己比较幸运，更增加了对他的同情。反抗旧社会的共同思想，使我们结合起来了。”短短的几句话说得多么深沉，却又包含着多么广泛的社会内容。罪恶的封建制度，因袭的封建观念，吃人的封建礼教，造成了多么惨痛的人生悲剧！鲁迅和朱安的婚姻悲剧，只不过是四千年旧帐中的一页罢了。他们的婚姻是鲁迅母亲一手包办的。鲁迅是个孝子，与其说他出于无奈娶了朱安，不如说他盲从为仁慈的母亲讨了一房儿媳妇，自己却“甘心在寂寞中度过一生”。许先生不但同情鲁迅的不幸，也怜惜朱安的遭遇，更不忍埋怨因袭封建传统做法的老人。她认为，这是时代的牺牲，不是哪一个人的罪过。要消除这种层出不穷的悲剧，就非推翻几千年来所形成的封建制度不可。
他们在患难中结成知己，十年携手共艰危。这些苦乐与共的心灵之美，堪称夫妇的楷模，绝非那些嫁汉为了穿衣吃饭，以“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拜金主义人生观的人所能比拟的。尽管戚友的舍弃、世俗的白眼、社会上的流言蜚语、习惯势力的假仁假义，狂风暴雨般向她扑面而来，许先生心中有数，她早就料到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可能加害于她，但她敢于抵抗这浓重的黑暗，敢于无所顾忌地面对现实，决不被环境折磨成平庸和世故的人。这在当时也是不多见的，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这匹天不怕地不怕的“害马”①果然闯过来了。她披肝沥胆，扪心自问，“我这样做是心安理得的。”并且认为这是提倡正气、敢爱、敢恨的实际行动。所以鲁迅不无歉意地对她说：“我要好好地为中国做点事，才对得起你。”年龄的差异，对他们来说，倒反而加重了互敬互爱的深情。
我多么想知道她究竟怎样“敢于无所顾忌地面对现实，”多么想听听她亲自讲讲她的恋爱故事啊！可是好几次了，我话到唇边又不敢启齿，后来还是拐了个弯儿才打破僵局。
“看来求爱总是男方采取主动，您看怎样？”我问。
“为什么女方一定要等着被动呢？”她反问道，随即又自问自答地说：“既然恋爱是男女双方的事，心心相印，心有灵犀一点通，两个心向着一个目标前进，怎能分出彼此——谁主动谁被动呢？”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中国还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虽然“女子无才便是德”、“三从四德”那一套在大城市已经不时兴了，但形容有教养的女子仍然爱用“大家闺秀”、“小鸟依人”一类的字眼儿。许先生主张男女平等的恋爱观确实是很大胆的先进思想了。那时董秋斯、蔡泳裳合译的苏联格拉特珂夫的长篇小说《士敏土》已经初版问世，我们谈到了小说女主人翁黛莎，许先生称赞她从一个贤妻良母终于变成一个和男子并肩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新型妇女，但对“一杯水主义”的恋爱观不敢苟同。她是个认真的人，认为恋爱也应该严肃认真，应该把爱情与婚姻统一起来，作为性道德的标准，男女双方应该平等相待，互敬互爱。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并不等于性爱就像喝一杯水或握一次手那样随便，她主张以爱情为基础的一夫一妻制。有人强调，爱情是自私自利的，但许广平对鲁迅的爱却打破了这个常规陋习。
“您真的幸福么？”我请求她原谅我这样直率。既然开了头，我就索性趁机问个究竟了。
“当一个——像他这样作家的妻子不容易呢，”是不容易。在生活上，她张罗家务，照顾孩子，寒来暑往，无微不至地关心体贴；在工作上，她是鲁迅翻译和创作的第一个读者，为他购买书报，查阅材料，校对错字，并且接待客人。对于鲁迅的活动与谈话，有时还记录下来，准备编辑成帙。有时，鲁迅写作时烦恼了，写成的稿子不要了，入了纸篓，她也总是捡起来，抹平了夹起来，以备他随时索取。总之，只要鲁迅先生能安心写作，她决不让他有后顾之忧。
这些话，听起来像是诉苦、牢骚，她说话时绯红的脸上却流露出幸福感。我进一步提醒她，希望得到正面的回答。
“唉，不要逼人太甚嘛！”她抬眼瞅我笑了笑，说：“对于幸福，不同的人自有不同的看法，讲究‘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人当然视我为疯子，为‘匪类’。”她蔑视那些涂脂抹粉、骚首弄姿，自愿变成男人附属品的人，认为这是道德教育的一大问题。“可我觉得，十载恩情，毕生知遇，师长丈夫，融而为一，就是莫大的幸福。唔，你说呢？”
“究竟是什么那么吸引您啊？”我真怕她给问得不耐烦了。
“啊，不错。他的精神世界是多么惊人地丰饶广阔，不能不叫人倾心；他身上具有潜在的吸引力，能够令人感到生的伟大……总而言之，他需要我，需要我的关心、爱护、支持和帮助，需要真挚的爱情，需要青春的活力。我们能够一起‘带着镣铐进军’，我感到无比的光荣和幸福。”她用真诚，炽热和豪放的感情，表现出堂堂正正、无私的爱。
重温过去，她仍然感到温暖。她怀着满腔热情感谢这位大文豪“给人类以光、力、热”，也给她以光、力、热。
不过，在她毅然和鲁迅共同生活时，社会上却有人责怪她：好容易跳出旧家庭的圈子，又走进新家庭里当一个贤妻良母，心甘情愿围着丈夫、孩子、锅台打转，岂不是作茧自缚，违背了自己的心愿？其实，这是很不公平的。她是一个通情达理而又真诚的人，她认为应该这样做，于是便这样做了。当然，其间也有一个过程：
起初，一向主张妇女经济独立的许广平，在思想上也是有过激烈的斗争的。自己究竟应该继续从事教育工作呢？还是尽一切力量从生活上照顾鲁迅先生，让他安心工作，为中国、为革命作出更多的贡献呢？她思前想后，终于宁愿“忘了自己”，决心以崇高的献身精神实践了她的“做个无名人物”的心愿。
她曾对好几个朋友说过——据说也曾当着鲁迅先生的面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过：“我有三百块钱，我没有把它同周先生的钱混在一起。”大家都知道，意思是指她早年教书时的积蓄。“如果有朝一日我们不能共同生活下去了，这三百块钱是足够维持我到找到工作的。”听说鲁迅先生也曾打趣地向人说过：“中国的妇女啊，总有些体己钱。‘许’也不例外。”
决心做个“无名人物”的许先生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安排的，相信自己站在真理一边。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见解和安排越来越显得正确和崇高了。
不过，我还有一个想提而未提的问题。提吧，怕会引起她不高兴；不提吧，总觉得骨梗在喉，不吐不快。正好有一次大伙讨论妇女问题，我趁热打铁，在回家的路上，我硬着头皮问：“他去世时，您还不到四十，为什么不再结婚呢？难道是封建烙印在作祟？”
她不声不响，直往前走，这是我始料不及的。我非常懊悔自己的愚蠢，竟提出这样刺伤人心的问题。她叹了口气，说：
“你呀，聪明一世，懵懂一时！夫死不嫁就是封建，好家伙！”停顿了一会儿，她自言自语说：“‘忘记我，管自己生活。’我知道这是他对我的遗言……他的一言一行，已经融和在我的生活里面，犹如病弱的人曾经输过血一样，身体里已经渗透了别人的一部分血液，就是想忘记，事实是存在着，终于成为不可能的了……在他死后，我对他生活的各方面，似乎更能了解……”
许先生热爱自己的工作，最了解自己工作的巨大意义，她是继承鲁迅事业的一个出色的脑力劳动者。
（三）
那时上海沦为“孤岛”已经到了第三个年头。物价一天数涨，伪钞天天贬价，汉奸反动派仗势凌人，特务盯梢横行越发肆无忌惮了。进步文化人的日子是很不好过的。“孤岛”也并不孤，依然是冒险家的乐园，依然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依然一面是荒淫无耻，一面是严肃的工作。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依然存在，人民的斗争依然存在，只不过变得更加复杂和艰巨罢了。
许先生当时做的正是严肃的工作。
事实上，上海“孤岛”时期可以作为许先生一生中的转折点。她从反封建、宁愿“忘记自己”、决心以崇高的献身精神“做一个无名人物”，到深入社会，成为一位文化战士、一位被誉为“中华民族的女战士”，就是从抗日战争年代开始的。
伟大的抗日战争开始，许先生拥护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重新拿起笔来写文章，并且以实际行动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据我所知，她参加了何香凝先生所组织的“中国妇女慰劳抗战将士会上海分会”，简称“上海妇女慰劳分会”。上海租界成为“孤岛”后，该会被迫停止活动，后来在许先生的组织和领导下才又逐渐活跃起来，将“上海妇女慰劳分会”改名为“上海妇女界难民救济会”，团结上海十多个妇女团体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她和廖梦醒、罗晓红等同志积极为前方战士募捐药品、棉花，并亲自缝制慰劳袋，在米珠薪桂的艰难岁月中，还想方设法为浴血奋战的新四军战士捐赠了一百多只手电筒。她身在“孤岛”却抱着“抗战必胜”的信心，做了大量有利抗日、有利团结的工作。
二十巨册的《鲁迅全集》已于头年——鲁迅逝世两周年（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九日）前夕，经过百余名学者、文化人、工人的共同努力，在敌伪的重重围困下奇迹般地全部出齐，其中包括甲种本布面精装、乙种本皮背烫金两种纪念本和价廉、美观、实用的普及本。出版《鲁迅全集》的决策，得到了上海地下党组织的积极赞助。当时在上海联系这项工作的是从延安派来的刘少文同志。主持编校的是许广平和王任叔。据当时参加校对工作的蒯斯曛回忆：“担任校对工作的十个人，五个是业余的，五个是专职的……专职的五个人中，许广平先生最忙，她日夜校着二校，还不断为我们找鲁迅先生的原稿或作品的初版本，来解决疑难。”①
过去，她以崇高的牺牲精神，把自己的青春活力全部注入鲁迅的工作之中，正如她自己的回忆：“从广州到上海以后，虽然彼此朝夕相见，然而他整个的精神都放在工作上，”所以“后期十年间的著作成绩，则以短短的十年而超过了二十年，”②这是许先生最大的安慰。如果没有许先生恒久的、无私的献身精神，鲁迅的著作怎能以最后短短的十年而超过了过去的二十年呢？我们今天又怎能享受得到《鲁迅全集》二十六大卷的宏伟巨著呢？
现在，她决心用鲁迅的言行指导自己的立身处世。她活着就忘不了亲手书写的墓偈：“锲而不舍，跟着你的足迹”。这时她又同样以全部身心致力于整理、编辑、出版鲁迅的书信、日记、手稿及遗作。此外，她还独自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里里外外、大大小小的杂务，从起火做饭到教育孩子，一天到晚，忙得坐不下来。她不时感叹：一个妇女，要做点文学工作，写出点东西，真难啊，比男子不知困难多少倍！她说“每逢伏案写作，一定要等到更深人静，才能够不被外界纷扰，定下心来。”但上天不负苦心人，辛勤熬夜的笔耕，给她添补了新的力量，使她变得更加坚定、认真。仅仅在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她就为《上海妇女》、《文艺阵地》、《中苏文化》、《职业生活》等刊物写了不少有关妇女、青年和读书学习，以及关于鲁迅生活或写作的文章。如：《阿Q的上演》、《鲁迅先生与海婴》、《鲁迅先生的晚年》、《鲁迅先生与家庭》、《鲁迅先生的生活之一》和《之二》、《鲁迅先生的写作生活》等等。这些，都是研究鲁迅先生及其创作不可缺少的宝贵财富。
有一次她到麦加利银行（英商）的保险库中去取《鲁迅日记》，几个日本人在一旁看她取出的尽是一本本薄子和一堆堆纸张，叹息道：“在我们日本，就不能有中国这样的女子！”
当时海婴十岁，细高的身材像妈妈，一头又浓又黑的头发却酷似爸爸。他在附近上小学，体质较弱，动辄感冒、气喘，为了抚养这个孩子，妈妈不知费尽多少心血。病了，妈妈废寝忘餐，求医买药；哮喘的时候，按摩、敷药，孩子背靠在妈妈身上不知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她挑起了妈妈爸爸的双重职责，为了对得起他积劳早逝的父亲，她要加倍赋予他家庭的温暖，好让他长大成人，像父亲那样为人做事。“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想到父子的深情，她就越发怜惜爱子，哪怕只能减轻孩子的一分病痛，她甘愿担当十分的操劳。连我也曾滥竽充数，为他注射消炎止喘的针药。她虽然有时也发现自己过于迁就，多少有点溺爱，违背自己的教育原则，可是英雄就怕病来磨，何况他还是个孩子呢。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一定要把他身体弄好，这是我的责任，”她满怀信心地说。随即又沉思起来：“他们这一代将来会比我们过得好。我们经历过的许多事情他们都不必经历了。他们的生活不会像我们的那么残酷。”
好在小海婴聪明活泼，口齿伶俐，会说上海话、广东话和普通话，这又给母亲带来不少安慰和欢欣。母子俩相亲相爱，相依为命。他和妈妈一样好客，爱留人用饭。我头一次在他们家吃饭的时候，他便高高兴兴、悄悄告诉我：“我妈妈不爱吃肉，最爱啃骨头。”引得大伙哈哈大笑。不过，孩子说的是实话，因为每逢桌上摆有鸡鸭鱼肉一类的荤菜时，妈妈总是首先挑最好的款待别人，然后才轮到儿子，“啃骨头”早已成为她的习惯了。她总是以身作则，随时随地教育孩子先人后己，好吃的东西要大家分享。
长期的家务劳动养成了她勤劳、细致、谦虚、俭朴等许多好习惯，比如：父子的饭菜是她亲手做的，她是个高明的厨师，那怕简单的饭菜，也做得色香味俱全；她是个讲究卫生的烹饪家，懂得美味的作料在营养和消化方面所起的作用；又是个工艺美术家：内衣是她亲手缝的，毛衣是她亲手织的，就连鲁迅的手绢儿，她也亲手在一个角落里绣上L.S.的字样……这些，都是她忙里偷闲，见缝插针挤出来的，不但价廉物美、而且合体舒适。又比如上街买东西，回来决不把包装纸和包扎的绳子一扔了事，而是随手叠平，卷好，放在一定的地方备用。事无大小，她都有条不紊。她说这是跟鲁迅学来的。鲁迅在世时，客人到来，如果要谈论一些有关政局的话，她总是预备茶水以后便走开了。这并不因为她不关心国家大事，而是她自觉遵守纪律，她认为一些不该知道的事她是从不过问的。
（四）
许多人迫于当时的恶劣环境，都已先后离去，南下香港转到大后方或解放区去了。许先生没有走，她毅然决然留下来，为的是要好好保护鲁迅遗留的文物。它们在“这贫瘠的土地，曾经开出过美丽的花朵和生出供给生命的米粮。”她说：“倘使连我也不能看守而要求别人冒着生命危险看守这些遗物，是没有理由的，因此我不敢在任何危难的时候托付给任何人。”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爱子年幼体弱，不便远行，要等他长得壮实些再让他去经历风雨。
当然，“没有走”不等于抱残守缺，无所作为。为了预防万一，许先生在工作之余，作了很多积极的安排。她把亲友们的通讯处寄放到别人家，以免倘有意外，互相牵连；同时教育孩子，让他也有个思想准备。
她吩咐海婴：“凡是在生人面前，只要是没有见过的人，都不要当着他们的面‘妈妈、妈妈’地叫我。管我叫‘阿姨’，一定要记好。”直到儿子说“记好了”，她才放心。
她又一再叮嘱：“万一妈妈出了事，日本人把妈妈带走，你千万不要哭闹，不要跟住我。你就住到叔叔婶婶家去（指周建人夫妇家），千万别回家了。”接着又补了一句：“凡是知道你是谁的，都会保护你，把你养大的。”
她想起老朋友王洛华，她家住蒲石路，近在咫尺，两家相距，步行顶多不过五分钟的路程。王洛华是著名作家王任叔当时的爱人，王任叔已于头几个月即一九四一年七月由党组织派往新加坡和印尼。那时上海“孤岛”正处于日寇进逼、暗无天日的境地，大家对时局的变动是有预感的。他和许先生早已未雨绸缪，形成默契：许先生如有不测，海婴就躲到他家里避难。这样，一来在危难时孩子有个藏身之地，二来王洛华本人和文化界中许多人相熟，有什么事情她可以及时通知大家免致牵连。想到这里，她又连忙吩咐爱子：“海婴啊，你要好好记住，如果妈妈被捕，你就先到王家妈处躲避一下。”
我还记得她也曾对我们和个别老朋友说过：“我自己什么都不怕，但如果鬼子当着我的面折磨孩子，我可是受不了的。”
把孩子安排好是她最大的一桩心事，她说：“省得万一被敌人斩草除根，不值得。这些狗强盗什么狠毒干不出来！”日本法西斯的暴行她是深有所知的。
果然，这意料中的一天很快便来到了。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清晨，距离日军开进租界之后一个星期，天还乌黑，来自日本宪兵司令部的十多个便衣和原属旧法租巡捕房的若干直辖人员，突然破门而入。许先生心中有数，闻声而起，事到临头，反而镇静自若。她利用他们从后门进入厨房、走上二楼的时刻，匆匆把一瓶治气喘病的药塞到还睡在床上的小海婴那里，吩咐他病时要吃药，又细声叮咛他赶快离家，不能再待在家里了。然后随手把棉被一拉，连头到脚严严密密盖住了儿子。懂事的孩子也就心领神会，知道妈妈就要被抓走，幼小的心灵受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创伤。但有什么办法呢？只能饮泣吞声听凭狗强盗们的宰割！
便衣们翻箱倒柜，翻看得最仔细的是书橱和抽屉。他们把鲁迅从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五年的日记、各种图书（其中有不少朋友送给她而且签了名的书刊，包括出版将满两周年的《妇女界》半月刊以及十多个图章），打成两大包，全部抄走。他们又走上三楼，要继续搜查。正在要打开房门的紧张时刻，却被聪明的女工双喜姐阻拦住，她说：“这是借把人（租给人家）了的。”当时日寇刚侵入上海租界，还没有来得及登记户口，听说借给了人，也就算了，因而挽救了专门放置鲁迅遗物的三楼，使它免除了一场灾难。许先生还是被捕了。
好容易挨到天大亮，大约七点光景，海婴才溜出大门，直奔蒲石路，遵照妈妈的嘱咐来到王洛华先生家，暂住了几天，然后才转到叔叔三先生（周建人）家去。
许先生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被监禁在北四川路日本宪兵司令部，次年二月二十七日又由日本宪兵“护送”到沪西极司非而路七十六号臭名昭著的汪伪特务机关所谓“调查统计局”，三月一日才由内山书店出面保释，在狱中蹲了两个半月共七十六天！
我在一九四三年春从苏北新四军调回上海，便急着去看望她老人家，面谢她帮助我摆脱了当时险恶的处境。（日本鬼子抄许先生家时搜出全套《妇女界》，要抓负责人。许先生在万分艰苦的情况下，还不忘想方设法通过有关组织保护同志。我在一九四二年初到苏北参加新四军，就是由组织上安排匆忙离开上海的。）
当我发现她的头发已经完全变白，双膝关节上仍留着电刑的伤痕，走路还东歪西斜的时候，心如刀割。但是她反而用怜惜的眼睛望着我，亲切地问起我们到后的情况。我知道她这是有意冲淡我的悲伤。
从许先生断断续续的谈话中，我才知道了她被捕前后的经过。原来日本宪兵队根据他们的推理逻辑，认为许先生既然是鲁迅夫人，那么，鲁迅的夫人当然熟悉文化界的情况，当然和许多左翼文人有往来，而女人总是脆弱的，可以从她身上打开缺口，找出线索，从而把上海的左翼文化人一网打尽。两个半月来敌人对许先生轮番折磨，反复追问她所认识的朋友、有关刊物的组织和内容，目的就在此。
他们还费尽心机逼着她坐上宪兵队的汽车为他们到处搜捕。许先生拼着一己的生命来卫护朋友，将计就计，把他们带到已避居乡下的同志的旧家，弄得敌人扑了个空。
打、骂、饿、踢、鞭挞、通电、种种酷刑都使用过了；欺、吓、哄、骗、脱衣凌辱，威逼利诱，都施展过了；许先生死去活来也不知多少次了；然而行刑只能伤害她的皮肉，却丝毫不能动摇她的坚强意志。在对刽子手的激烈拼搏中，许先生抱定“大不了一死”的决心，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在精神上压倒敌人，充分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崇高气节。
后来郑振铎同志为许先生《遭难前后》一书撰写的《序》中，表达了他的敬仰和感激之情：“我的得以安全隐藏着，躲过了这悠久的四年，可以说完全是食她之赐！”“在悠久的四年中，有好些同志被捕了去，也都吃了不少苦，而她却是吃苦最甚的一位。”称颂她为“中华儿女们的最圣洁的实型！”事实就是这样。当时留住在上海的进步人士不少，但自始至终没有一个人因她的被捕而受到牵连。
这里应该一提的是：在《遭难前后》中，许先生怀着负疚的心情说过“……可见当时朋友为我受累，确实不浅”的话。这里所说的朋友，指的就是上面提到的王洛华先生。许先生出狱后，风闻王因她而备受牵连，“被勒令即时搬走”，“她只好回乡去了”等等，因而深感不安，反映在《遭难前后》的字里行间。据说，实际上这是以讹传讹的一个误会。前些日子在《读书》杂志上（1982年第六期）偶然读到一篇作者署名南溪、题为《澄明往事慰故人》的文章，正好追忆到当时的情况，“故人”正是许先生。文中较清楚地说明许先生在书中所写的“朋友为我受累”的话，“恐怕是听信了他人的讹传，实情并非如此。”王洛华下乡，只是为了“考虑到乡下暂时躲一躲为好”，并非“被勒令即时搬走”。这件事情虽然不大，但从此也可以窥见许先生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高尚品德。
“您闯过了重重鬼门关，是怎样坚持过来的呢？”我问。
“智斗。硬拼不行。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行动的。”
“那您是怎样理解的呢？”
“摔掉牙、和血吞！能胜利就行！唔，我有两个法宝：一是撒谎——”这话出自许先生之口，委实叫人惊讶，平时她对人对己最讨厌的是撒谎，教育孩子诚实第一。
“你别以为广东人生性憨直，不善撒谎，”她扫了我一眼，快活地哈哈笑了起来。“如果说我跟敌人周旋的时候，保护了自己，又没有连累别人，靠的就是‘撒谎’之功。”
“第二个法宝呢？”我赶紧追问。
笑意还未全消，眉头却锁了起来，眼睛望着远方，像是沉思，又好像看到了什么。
“当我苦到受不了的时候，耳边仿佛有人在激励我；对付酷刑，要紧的是熬过最痛苦的一刹那，过了这一刹那，人就昏迷，失掉知觉了。这是鲁迅先生的话在指引我，坚定我。”①她就是这样在九死一生中实践了“牺牲自己，保全别人；牺牲个人，保全团体”的誓言。
许先生在三月一日——适值阴历十五，出狱后回到家里，当晚便在夜色笼罩下匆匆赶到周建人先生家，接回爱子，并通过周先生设法通知朋友们暂时不要去看她，怕有暗探盯梢。她吃尽苦头，念念不忘的却是老朋友的安全。她自己也很少出门。
母子重逢，好比换了人间。许先生就是这样在悲喜交集中和亲人一起欢度元宵佳节的。
为了早日恢复健康，以利再战，她坚持锻炼，坚持治疗，同时一面清理书稿，重整炉灶，又开始了新的生活。她那“为把暗夜变成明天”的信心更加坚定了。
（五）
一九四四年，我告诉许先生，说我快要做母亲了。她的眼睛立刻充满了喜悦。脸上露出了慈祥的笑容，并且谆谆教导我，嘱咐我，恨不得把她做母亲前后的经验都传授给我。她又说：“每个做母亲的人都会又惊又喜的。不必担心，有我呢。”最后三个字使我感动得掉下眼泪，自从我小时候失去母爱以来，没有一个人对我说过这么亲切的话，听她这么说，好像我的亡母忽然在我面前复活了一样。
不但如此，许先生还从百忙中抽出时间，为我那快要出世的小家伙做好了各种准备。当我眼见她亲手缝制的小“和尚袍”，亲手用碎布拼成的图案式的小“百衲被”等等婴孩用品时，我深深为之感动。许先生具有刚柔兼备的性格，写得一手好文章，又做得一手好针线，使我敬佩不已，心想，再没有比革命队伍中的友谊更宝贵的了。后来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又经常得到许先生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所以我的孩子们都亲热地称呼她“婆婆”（广东人管外祖母叫“婆婆”）。她也很高兴听到这个称呼。
她非常钟爱孩子，甚至到了宠爱的程度，说他们是革命的后代、新生力量、后备队。要求我们年轻的母亲，从孩子呱呱落地开始，就应当尽力保护、好好教养。有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养育养育，生养下来，就要教育，养而不教，养而不育是要不得的。”“教育也要教人走正道，看，日本军国主义教育出来的是什么东西！”
抗战胜利前夕的上海，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日寇飞扬跋扈，汉奸反动派横行霸道，进步人士更是到处被盯梢、搜捕，随时都有锒铛入狱的危险。我的长女生下来才两三个月，几名日寇突然冲入白赛仲路我们居住的斗室搜查，秋斯被带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审问。幸而他一向小心谨慎，有关的文件从来不留片纸只字。虽然找不到凭据证明他是共产党员，因而未遭逮捕，却饱受了政治压力和生活的折磨。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许先生不顾安危，不辞劳苦，亲自替我们把一条毛毯和秋斯唯一的冬大衣拿去变卖，解救了我们的危急。物质上的患难与共，固然打动我的心，精神上的慰勉尤其使我终生难忘，她以过来人的身份开导我，“要经受得起挫折，人总免不了会遇到挫折的，提高勇气就会使你变得聪明起来……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原是一丘之貉！”有些话，有些事，言犹在耳，景犹在目。
我妹妹患伤寒，住进医院，许先生亲自到医院探望，送汤送水，热情照料。她不但关心我们一家，凡是遇到困难的同志，她都伸出手来，竭诚相助，仿佛这原是她份内应做的事情，根本不值一提似的。尤其使我难忘的是这件事：
当时我们有个好朋友叫何增禧，在中国银行工作，是个很有特色、很有作为的青年，凡是熟悉他的人都会惊异于他的聪明才智。通过刻苦自学，他从初中文化程度提高到精通英、日、德文和世界语；从一个银行练习生，解放后成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外国局副处长，几度出国考察和工作，著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结算方式》（一九六三年九月初版，一九八一年五月香港再版，同年国内中国银行印行作为业务教材）这样一本切合实用、至今还不可多得的专业书籍。使人深为痛惜的是，这样一位为党为国有过贡献的专家和高级知识分子，正在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却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被迫卧轨离世！现在，只要有人提到自学成才，提到十年内乱，我都会想到何增禧同志和他的为人；只要有人提起何增禧同志，我就会立刻想到曾给过他帮助的许先生。
何增禧同志当时不幸肺病复发，独自租住霞飞路马斯南路拐角附近一间潮湿的小地下室，行走不便，一天三顿饭都发生困难。我把情况如实告诉许先生，因为何家离许先生的住处不远，我冒昧问许先生是否可以每天给他送两顿饭？我明知要求她去照顾一个连姓名都不知道的陌生青年，实在有点过分，因为这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可是许先生欣然同意了。她那善良、敦厚的神情，至今一闭眼还能看得见。他们一家人，连小海婴在内，都天天轮流提着饭盒为何增禧同志送饭，风雨无阻，长达一个来月之久。
她有一颗赤子之心，待人接物一贯真挚热情，通过送饭一事就足以想见她的为人了。她学的是师范教育，当过多年中学教师、大学助教、又终身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为座右铭，对于像何增禧这样一个有理想、有志气的青年，固然爱他的才和人，但不仅仅如此。她想得更多，更远，如果把一个一个“何增禧”培养起来，中国不就强大了么！
（六）
一九四○年秋高气爽的一天，正值鲁迅逝世四周年，我有幸和许先生一家同到沪西“万国公墓”鲁迅墓前致敬。
上海是个不夜城。入夜之后，狂欢作乐之声越来越浓，待到天明，大地反而变得冷冷清清了。我和秋斯大清早就到霞飞路许家去。不久，周建人一家，包括他的夫人王蕴如先生和他们的三个女儿周晔、周瑾、周渠，也都来了。我们一起出发，乘有轨电车直达西郊终点站，从车站到墓地还要步行一大段路程。孩子们和大人的心情毕竟是不一样的，他们自成一伙，边走边说，不时拔点路旁的野草闲花，跑到周建人跟前问长问短，使得这位植物学家应付不暇。周建人提到，鲁迅从小热爱自然科学，在杭州两级师范教生物和化学时，经常到西湖附近的山上采集植物，制成标本，一九三○年还翻译了一本《药用植物》。许先生一路上不大说话，我知道她又在追怀往事，未敢打扰，便挽着她的臂膀并肩默默朝前走。
我们走进“万国公墓”，那里尽是一个个凸起的土坟堆，满目荒凉，杂草丛生，偌大的墓地就只有我们这么几个活人。鲁迅墓也是一个异常简单的圆土堆，周围稀稀落落点缀着黄白蓝各色小野菊花，倒是在死气沉沉的“公墓”里显出一点生气；受压抑的心这才轻松了些。土堆上竖着一块长梯形的大石碑，碑座刻有“鲁迅先生之墓”六个正楷大字，是海婴照着妈妈的字样临摹的。那时海婴只有七岁；字体还带着稚气，却饱含着母子的深情；碑座的上部嵌镶着一尺见宽，一尺多长的鲁迅半身磁像，周围已被烟硝和风沙、雨雪所割裂，像面也给弄得模模糊糊了，不过上方横写着的“鲁迅先生遗像”的字样还清晰可见。眼看着被誉为“民族魂”的一代文豪竟安息在这样的地方，耳边萦回着许先生“一抔黄土，长埋爱人”的叹息声，不禁黯然神伤。
然而，就是这样一块极其寻常的墓地也来之不易，是经过革命前辈的努力才争取到的。关于购买墓地的经过，宋庆龄先生在《追忆鲁迅先生》一文中有所提及：“……冯雪峰对我说，他不知怎样照料这个丧事，并且说如果他出面就必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当时我想到一位律师，他就是年迈的沈钧儒。我立即到沈的办事处，要求他向虹桥公墓买一块墓地。沈一口答应，并马上去办理。”
我们在墓前献上鲜花，一起默哀。我面对这块最平凡的石碑，一心思念着这位最不平凡的人物。突然之间，我发现许先生不知什么时候已背过身来，悄悄站在那里哭泣，使我从冥想中回到了现实。这时身旁的许先生却深有感触地说：“现在，不要说活着的人受害，就是死了的人，也在那里受着压迫。他去世的头两年，我们连到坟上走一趟纪念一下也不可能，在那旷野里，周围布满着狰狞的面目，鬼影重重。”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说得好：“人生最美好的，就是在你停止生存时，也还能以你所创造的一切为人们服务。”鲁迅长眠地下，但他所创造的一切却不断去为人们服务。生命是暂短的，事业是永存的。鲁迅用自己的心血滋润了祖国的大地，祖国的大地又哺育了一代又一代新的儿女。许先生的献身精神为后人树立了一个巍巍榜样。想到这里，心中的忧郁才舒坦了些。
抗日战争胜利，鲁迅逝世十周年前后，许先生按照自己的精心设计，将鲁迅墓重新修整。土堆填平了，上面铺了一块数寸厚的石板。竖在坟前的石碑也完全更新了。碑座和碑身都用白色大理石雕成，顶部是方圆形，周围突出，刻有粗犷的花纹，当中凹进去的部分漆成黑色。许先生横写的“鲁迅先生之墓”六个苍劲的大字，刻出原色。题字上方是白底椭圆形的鲁迅半身磁像，系照原来的样子重新绘制，黑白相衬，分外鲜明。下面分两排注明生卒年月日：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生于绍兴，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卒于上海。
全国解放后，一九五六年，在鲁迅逝世二十周年之际，鲁迅墓又由沪西“万国公墓”迁入虹口公园。那一年十月十四日清晨，许先生和海婴夫妇从北京赶到上海，参加迁葬仪式。新的墓碑用素净的花岗石砌成，碑上安放鲁迅半身像，下面横排的“鲁迅先生之墓”的题词出自毛泽东同志的手笔。墓旁摆满了花环。灵柩上仍然覆盖着沈钧儒先生所写的“民族魂”三字的大旗，是按照二十年前上海民众敬献的旧旗复制的，原来的白底黑字改成了红底黑字，象征胜利的红旗。
鲁迅墓的几次变迁，标志着我国人民几个重大的、历史的、胜利的转变过程，也反映了许先生对鲁迅始终不渝的爱情。
我在这里记下了许先生在上海“孤岛”时期工作和生活的一些片断，虽然都是四十年前的事了，但它们留给我的深刻印象，并不因岁月沧桑而减弱。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写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改
——摘自《文史资料选辑》第92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