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敌地下斗争
《王绍鏊》传略连载之五    

    为了加强孤岛上的抗日宣传，王绍鏊在上海还积极与文化教育界人士联络，发起创办《文汇报》，并推严宝礼为总经理，徐铸成为社长，在当时产生过巨大影响。

    太湖抗日游击队失败以后，他很想向组织谈谈自己的思想，于是通过手续写信要求和组织见面。地下党的刘绍文同志很快就在一天晚上来到他家。两人开诚布公，促膝交谈，从各自的经历谈到对当前局势的看法，十分融洽。王绍鏊还向组织汇报了太湖游击队的失败以及自己的思想和目前处境，希望组织给予指示和帮助。绍文同志当即表示了对他政治上的信任，这使王绍鏊深感欣慰。鉴于当时的形势和处境，绍文同志也同意王提出的暂时离开上海一阶段的请求，并决定他到香港去工作。

    1940年初，王绍鏊离开上海抵达香港，在潘汉年同志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由徐明诚同志具体和他联系。匆匆离沪时，王绍鏊手头还有些工作没有了结，他就和家人约定了秘密通信方式，若有要紧的事，即在信上写几句七言诗，把中间的一个字串起来，就是要说的内容，王绍鏊用假名“王钧”来收信。他们曾用这种方式传递过不少重要的情报。

    在香港，王绍鏊过的是另一种生活，他深居简出，除了和一些同志交换情报外，不与外人接触。潘汉年同志是白区工作的老同志，他对王绍鏊的工作和生活十分关心，经常提醒他由于环境的改变，工作和生活方式也应随之变化，要适应环境，我们现在是在敌人眼皮底下工作，要善于保护、隐蔽自己，只做自己应该做的事。这些话对他以后长期从事的情报工作有很大帮助。

    由于空闲时间较多，王绍鏊又开始了已经中断的学习。他开始自学俄语，补习英语，为了工作需要又复习日语，还教几位同志和几个小朋友学日语。其时他已经52 岁了，但学习热情不减当年，尤其是俄语，他一点基础也没有，完全靠自学，几年后居然能阅读俄文原著，足见其意志之坚毅。俄文和英语的学习他后来一直坚持了二十多年，直到晚年精力不佳后才停止，其精神是令人钦佩的。

    1941年12月8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偷袭了珍珠港后，又对香港发起进攻。事情来得非常突然，那天清晨四时，王绍鏊接到徐明诚的紧急通知：立即过海，除替换衫裤外其它东西都不必带。他匆忙收拾一下，提了只小皮箱过海至九龙。一到九龙他看见不少人并不都是空身，而是带了不少东西的。自己这才猛想起还有许多书籍文件应该带出，尤其是从民国元年起所记的大事记两大册，实是非常珍贵的资料，更应设法取出。他想返回香港去取，但组织不同意，他打电话请亲友帮助代取。哪知电话又打不通，那批珍贵的材料从此失落。王绍鏊难过得几乎掉泪，以后他一想起此事，还禁不住一阵阵心痛。

    在九龙，王绍鏊在湾仔道租了一间小屋隐居起来。第二年春，潘汉年派叶文津以上海新闻记者的身份来港观光采访，与王绍鏊取得了联系，通知他返回上海工作。潘汉年在上海通过特殊关系，与岩井公馆取得联系，再通过岩井，与日本驻香港领事馆打通关节，介绍王绍鏊以潘汉年（当时假称老颜）代表的身份与他们认识。王绍鏊凭着娴熟的日语，和领事馆一位叫小泉清一的拉上关系，最后终于争取得了返沪的船票。4月30日，王绍鏊和上海地下党的领导张唯一同志（化名老太爷）等数人乘船离港，5月8日安全抵达上海。

    回沪后，张唯一同志即住在合群坊王绍鏊的家中，由王负责掩护隐蔽。之后王绍鏊的家中便成了我党的一个秘密据点和活动场所，党组织经常在这里开会。刘人寿、黄景荷、侯德华等同志也常到这里碰头研究工作。王绍鏊联系的一些同志也经常在这里交换情报，汇报工作。另外，一些进步青年包括从吴江家乡出来寻找共产党的爱国青年也常来找他，从他那里求得精神食粮和工作指导。倪之璞、倪耐安、沈月珍、金若望等人都曾在王绍鏊家中受过他的教诲。为了保护党的领导同志的安全，王绍鏊自己行动处处小心谨慎，除了必要的社交活动外，平时很少外出。

    除了掩护好地下党的领导同志外，王绍鏊还在潘汉年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他奉命和岩井打交道，以争取情报。每次与日本人见面，对他都是一种十分痛苦的事。他生性秉直，从不讲假话，可现在却要装出一付谦卑恭敬的样子，违心地讲“皇道乐土”的话，使他难以忍受，他后来曾对人说，每次和日本人谈话，他都要“搜索枯肠”才行。可他还是尽力去做，以争取岩井的信任。半年以后，组织调他从另外渠道从事情报和其它秘密工作。

    当时，任汪伪政权盐务署长的阮某是我党派驻在该署工作的一位党员同志。他是1938年左右由王绍鏊介绍入党的，两人关系莫逆，该同志对党十分忠诚，他精于稽核，在财务方面有丰富经验，是有相当声誉的专家。他在伪政权内，一方面搜集敌伪财政方面的情报，同时还为组织筹集活动经费。在王绍鏊居港期间，代表组织与他联系的同志与他的关系处理不好，影响了阮某的情绪。王绍鏊得知后受组织委托，曾多次写信鼓励他，王返沪后就把这个关系重新接过来，推心置腹和他谈心，解除了阮的思想包袱，同时王又帮他妥善处理了家庭的一些矛盾，使他十分感激。

    为了广泛搜集各方面的情报，王绍鏊经常和伪政权的人打交道。在和一些伪职人员深入接触后，发现死心塌地为日本人效劳、自甘堕落的汉奸只是少数，很多人还是良知未泯，有爱国之心，只要细致工作，好好加以引导，还是可以为国家民族做些好事的。他了解到，在伪政权工作的周君为人正派老实，有报效祖国的心愿。这时正巧浙西盐务管理局局长缺员，阮某来同王绍鏊商量，让组织推荐一位熟悉盐务，又忠实可靠的人去。王绍鏊经组织同意，推荐了周君。周去后果然不负重托，到任后不久便源源不断地从经济上接济支援组织，直到抗战胜利。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位周君自己清贫廉洁，并没有利用职务之便贪赃受贿添置家产，解放以后依旧靠工资维持生活。此君不是组织内同志，但所做工作对革命是有很大贡献的。

    由于情报工作需要，张唯一同志要找一位可靠的同志来帮助建立电台，与解放区联系。王绍鏊经过多方物色，找了在法租界电话公司当工程师的陈鲲来帮助工作。陈鲲是王的远亲，上海交大电机系毕业生。当时和王同住一条里弄，平时常有来往。王了解他有很强的爱国心，且为人谨慎小心，忠厚老实，业务水平又很高，适宜担任此项工作。王把陈介绍给张唯一同志后，陈很快就将两台收音机改装成收发报机，帮助组织建起了电台，并且还经常帮助保养维修。陈的工作受到了组织的赞赏，张也很佩服王绍鏊的眼力和细致的工作。

    王绍鏊为了掩护隐蔽在他家的张唯一同志，还通过许士汇开设的家具店作为党活动的另一据点。许士汇原在邮局工作，思想进步，为人可靠，大革命时期，许在钱刚（老同盟会员，孙中山旧部，国民党左派）手下搞后勤工作，钱刚也是吴江人，与王绍鏊同乡。通过钱的关系，许士汇与王认识。许很佩服王的为人，尤为他的革命热情和理论折服，以后许就追随王从事革命活动。抗战开始后，许成为王传递情报的一个主要渠道。

    王绍鏊还十分关心进步青年的活动情况，营救在抗战期间被日伪逮捕的同志出狱。倪之璞因宣传抗日，被伪军逮捕，王绍鏊得知后通过伪政权的上层人士，由李士浩出面担保，营救出了倪。1942年冬，吴江“武抗”青年金若望遭日本宪兵司令部逮捕，关押在汪伪南市监狱。其时金生重病，下肢已经全部瘫痪，王绍鏊得知后，立即通过关系派倪之璜带了医生前去探望并为金治病，定期给他打针吃药，时间长达半年之久，直至他的双腿恢复知觉能直立行走。事后，金从王处得知，这些针药都是他从知交蔡禹门先生那里弄来的。王绍鏊做这些事，从不宣扬自己，他默默无闻地埋头工作，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